在纪检监察系统主题教育读书班上的党课报告
同志们：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腐败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中遇到的普遍难题，被称为“政治之癌”。腐败治理水平成为衡量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准，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基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发展道路、社会结构等形成了不同的腐败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A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新时代管党治党的规律与特点，作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重大战略部署。从“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到“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从“构建体制机制、实现战略目标”到“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成效”，从打通三者内在联系到“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一体推进“三不腐”思想内涵不断丰富，目标任务愈加明确，制度安排更加完备，工作要求更为具体，为锻造一个强大有力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有力支撑。下面，我讲几点体会，与同志们共同交流。
一、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生成逻辑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反腐败道路，是由这个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互动逻辑决定的，一体推进“三不腐”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理论和党建话语体系的独特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时间上不断延展、空间上逐渐覆盖、内容上相互关联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制度体系。反腐败斗争在继承优良传统中积累新经验，在思想理论创新中生成新话语，反映了我们党坚持治标和治本相统一、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相统一、反腐败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哲学思维。
（一）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创新逻辑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基础上，揭示了腐败产生与演变的内在机理。马克思强调，腐败是在私有制和国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制度，是无法从源头上消除腐败现象的。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是新建立的国家政权还不完善，“有半贵族老爷式的玩具性的机构”，群众文化素养还有待提升等。因此，在经典作家看来，治理腐败既要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力度，“对共产党人的惩办应比对非党人员加倍严厉”，又要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加强自我监督，同时还要提高官员的文化素养和党性修养，“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腐败理论，又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不断创新。回顾百余年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发展的历程，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由此决定了解决腐败问题的方式、载体、手段也不断发生嬗变。毛泽东充分汲取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人亡政息的教训，直面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这一难题，给出了“依靠人民监督”和“人人起来负责”的答案，把解决问题的路径聚焦于群众对政权的深度参与和全面监督上，深刻影响了一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理念和策略。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改革开放”的思路，推动反腐倡廉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在汲取一个时期群众运动给国家政治生活运转带来的负面影响后，党内逐渐形成了“反腐败要靠制度”的共识。江泽民从坚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出发，提出“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等廉政思想。胡锦涛把反腐败纳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进行部署，创造性地提出反腐倡廉这一重大课题，将其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一起确立为新时期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重要布局，强调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从源头上拓展了反对腐败的领域。
纵观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生动实践，腐败治理可被称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极具创造性的探索。面对反腐败严峻复杂的新形势，具有彻底自我革命精神的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如何从惩治的威慑走向制度的规范，并达到思想的自觉，从而形成“必然”的氛围，是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必须破解的重大难题。以A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作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形态，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反腐倡廉理论的同时，有针对性地破解了腐败治理和实现自我监督的政治难题，在主体上强调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有效参与，在运行机制上突出了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同向发力，在策略上明晰了惩治监督教育、抓“关键少数”与管“绝大多数”的协同并重，实现了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目标，是中国特色反腐败原创理论，实现了新时代党风廉政理论的重大创新。
（二）反腐败斗争战略历史演进逻辑
战略，是一种从全局考虑谋划实现目标的整体规划。反腐败斗争战略是指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方法和战略性安排，是在综合考量形势任务、民众期待等因素的基础上制定的，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指导反腐败具体工作的原则性方针。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决惩治腐化、刮骨疗毒的决心从未改变，但在准确分析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反腐败形势与任务的基础上，不断有针对性地调整反腐败方针战略。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对革命战争年代动员群众成功经验的继承和发扬，反腐败斗争中多以整风整党运动的逻辑展开，这种运动式反腐战略极大地释放出人民群众和党员的监督热情，但是其非制度化的参与过程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动荡。1993年，党中央立足于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的判断，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依靠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问题的基本方针，由此确立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案件、纠正不正之风等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党的十六大以来，在总结过去一个时期反腐倡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方略，在具体工作中形成了教育、监督、制度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历史地看，这一时期党运用“惩防体系”开展反腐败取得了一定成效，一些重点领域腐败蔓延的势头得到不同程度的遏制，但在实践中一些单位和部门由于过度强调预防，对腐败案件的发现和查处的力度不够，未能形成“不敢腐”的强大震慑，影响了这一战略的实践效果。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治腐防腐的战略，有一个从单向治理向系统治理演进的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考虑到惩治、制度、教育之间的差异性，反腐败各项工作是经由不同主体、运用不同方式、采取不同标准并通过专门化方式分别完成的，由于缺乏一体化思维和协同意识，导致反腐败价值、组织和制度被割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科学判断反腐败斗争形势，作出“这种斗争极其艰巨、极其繁重”的重大判断，在继承过去标本兼治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形势与任务的改变对反腐败战略和策略作出调整。一是始终保持惩治和反对腐败的强大力量所在。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原则，更加注重行贿受贿一起查，更加注重开辟反腐败“国际战场”，更加注重抓早抓小。这一策略从治标入手，以惩治的震慑打头，为思想教育、制度建设等“治本之举”提供载体，赢得空间、争取时间，实现了从“标本兼治”到“标本协治”的跨越。二是强调推进“三不腐”的整体性、系统性、贯通性。A在多次讲话中强调一体推进“三不腐”既不是三个阶段的划分，更不是三个环节的隔离，而是要求秉持一体推进的理念，探索打通三者之间内在联系的路径和载体。这些要求进一步提升了反腐败斗争战略系统性水平，明确了监督执纪执法机制运行的方向。
（三）管党治党的实践驱动逻辑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致力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推进党的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但由于一度出现管党不力问题，理想信念不坚定、部分党组织软弱涣散、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在一些党员身上依然存在。腐败是党内各种不良因素长期积累、持续发酵的体现，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导致的后果。从某种程度上看，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大战略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本身，是中国共产党面对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重大变化，为了强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证先锋队永远不变质而采取的重大政治行动。
A指出，一体推进“三不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这一重要论断，形象阐释了在中国党政体制运行语境下反腐败与政党建设之间的高度一致性和内在契合性。一方面，中国当代反腐败体系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就从增强党的组织、巩固党的权威和维护党的信念出发，通过严明党的纪律以反对腐败行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反腐败体系还是以政党为中心展开，只不过在战略、策略和机制上更加强调制度、法律的重要地位。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方针目标与管党治党的内在要求相契合，反腐败斗争的过程就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另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一项战略工程，本身就蕴含着系统性、整体性的要求。管党治党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项机制都是相互联系、互促并进的，任何一个领域举措的缺失都可能使管党治党的最终成效大打折扣。这就要求我们要把“三不腐”从单纯解决腐败问题上升到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要将一体推进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贯彻到管党治党各领域、各环节，实现政党治理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
（四）腐败治理的中外比较逻辑
在政党政治时代，任何一个政党要想长期执政、实现历史使命，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腐败问题。纵观近几十年一些国家出现的社会动荡、政权垮台，与腐败都有着直接的关联。中国共产党清醒认识到，“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腐败”，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经过了全方面革命性锻造和大规模反腐败活动，构建起一整套自我净化、自我约束的体系，严肃惩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通过一体推进“三不腐”取得了显著成效，堪称世界政党治理活动的典范。
在腐败治理的模式上，一些人对中国特色反腐败道路产生怀疑，推崇西方多党制、三权分立下治理腐败模式，实际上这既缺乏对不同政党性质宗旨的深刻认识，也缺乏对政党解决自身问题的态度、措施和力度的比较研究分析。腐败治理之所以有效，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现代国家治理内在蕴含着纠错纠偏的机制，能够实现对公权力的有效制约监督，防止因权力的扩张对国家治理带来的损害。在西方治理腐败模式下，这种纠错方式更多体现为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政党上台与下野、公开选举制度和财产申报制度，以及新闻媒体监督等。这套监督体系看似有着严密的制度设计和复杂的运行机制予以保障，但就西方社会政治生态而言，经历了长期隐蔽的资助捐助、教育培养和游说交换，最终能够掌握公共权力的社会精英早已被各类资本和利益集团绑架和裹挟，导致“政治献金”“旋转门”等合法腐败现象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同时具备了代表与表达、整合与分配等功能，能够摆脱资本、利益、地方、党派、泡沫民意的裹挟，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通过一体推进“三不腐”，在深化理想信念教育中筑牢思想堤坝，在强化纪法刚性约束中改善制度执行环境，在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实现了反腐败的彻底性和有效性。
二、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核心议题
与历史意义上的“反腐倡廉建设”等传统治理腐败模式相区别，一体推进“三不腐”是蕴含组织、价值、制度、方法等多重要素在内的全过程、全方位、全周期治理腐败模式。一体推进“三不腐”，针对一个时期以来反腐败工作中出现的责任落实不到位、措施运用单一、资源与力量整合不充足、对象覆盖有差距、治理成效欠佳等问题，形成了包括责任主体、方法工具、运行机制、政策策略、治理效能的系统治理方案。
（一）责任主体：反腐败资源与力量的有效整合
腐败治理是一个由多元参与主体、多类制度措施、多重作用机制构成的综合系统，只有各要素之间内在形成有机互动耦合关系，才能更好整合力量。过去一个时期，有些地方把惩治腐败仅仅作为纪检监察机关一家的职责任务，有的党委（党组）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力，对反腐败工作的统筹和协调力度不够，导致反腐败工作在组织形式、职能定位、决策程序上衔接不顺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入手，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提出明确要求，明确了党委（党组）、纪检监察机关、党的工作部门、基层党组织等在管党治党中的使命与责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制度，夯实了一体推进“三不腐”体制机制的基础，体现了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创造性实践。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战略规划充分表明了反腐败绝非纪检监察机关一家的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职能部门要落实好相应的监督管理职责。如果说“不敢腐”状态的营造主要依靠纪检监察机关独家承担的话，那么“不能腐”和“不想腐”状态的实现，就要依靠各个主体协同作战，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反腐败活动分散乃至“碎片”的现象。一体推进“三不腐”有效整合了各类反腐败资源，实现了腐败治理责任的一致、政策的衔接、行动的协调和技术的整合等原则要求，反腐败体系内主体之间虽然职能职责存在交叉，但都要在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目标下统筹做好相应工作。
（二）方法工具：腐败治理方式方法的拓展
腐败成因的复杂性决定了反腐措施的系统性和多样性，仅靠单打独斗式的治理举措很难奏效。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不断结合实际与时俱进创新腐败治理的手段、形式，形成了依靠理想教育、惩治震慑、制度约束等形式治理腐败的手段。但在一个时期内，各类手段运用情况各不相同，分类的措施运用较多，而其他教育、批评措施运用得则不够，甚至出现“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现象。一体推进“三不腐”，与时俱进丰富和发展了治理腐败的方式方法，促进了多种反腐败举措的综合运用与同向发力。“不敢腐”，突出的是“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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