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家乡几十年，走过一些地方，见过不少人，但是学生时代的许多记忆总是顽强地占据着一个角落。
今天就来重温一下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吧。
声音特别硬的辛菊英老师
我上小学是1968年，没课本，稀里糊涂混了两年，到三年级才开始有课本，而教我们的辛老师也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严。
辛老师是保山人，师范毕业生，印象中保山土腔不是很重，而且还会讲不太标准的傣话，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们那时都不会汉话，老师能用傣语和我们交流，就减轻了不少心理压力。而且她书教得很好，只是脾气非常暴躁。讲着带汉族口音的俸话，骂起人来简直毫不留情。
学生迟到，她说“你是不是脚断了？为什么走不快？”你逃学，她会骂 :“昨天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去找坟地？”
如果我们不专心听她讲课，她会用教鞭把黑板砸得“棒棒”直响，接着 一句傣话：“麻呆哈者来”(这些遭瘟的狗)。
遭瘟狗这样的话，傣族长辈是不会轻易乱骂出口的，于是我们就告诉父母。
有的家长很气，就在背后给老师取了难听的外号。
我父亲听到却哈哈大笑: 活该,哪个让你们迟到? 要不想让老师骂,以后就要听她的话。“养不教, 父之过, 教不严,师之惰。这个老师好。” 这是他背诵过而且能理解的少数几句老课文内容之一。
母亲表示:老师骂得也太毒了,这书不读也罢。还能读出金子银子来呀?
父亲不以为然:死生有命,骂几句就能受伤害?乡下的孩子没有那么娇嫩的。
我们小孩子心性，当然不会记老师的仇，大家都互相提醒，以后小心点，最好不要惹老师生气。
可是，不让我们逃学实在很难，因为江水太诱人了。
我们寨子离学校一里左右，下午去上课，往学校走，脚像灌了铅。只要往江边方向一拐，大家的小腿立刻轻飘飘的像要飞起来。
那江水蓝得像被人放了靛料，沙滩光洁得使你嫌自己的脚脏，奇形怪状的石头像有很多动物在江里游泳，那甩来甩去的垂柳也比辛老师的短头发好看多了。
我们在水里畅游一番，爬在石头上 ，晒饱，又在沙滩上堆佛塔 ，挖战壕、修梯田。
直到有人偶尔抬头望望太阳，才急得大叫起来 :“哎呀！太阳偏西啦，赶快去学校。”
一群小逃兵心慌慌地向学校摸去，学校早已鸦雀无声。老师大概在她的宿舍改作业。
大家一商量，派出两个手脚麻利的同学充当尖兵，潜入学校以飞快动作把上午留在课桌上的书包偷出来。
于是我们大摇大摆地回到寨子里，家长都以为我们才放学回来。
第二天早上免不了又被辛老师大骂一顿。我们硬着头皮认错一番，红着小脸保证今后再不逃学。
可是要不了几天我们的老毛病又会重犯。
最后她拿出一招，不但治好了我们的毛病，还让我永远记住了当时的情景。
那次我们又在江边泡了半天，等派出尖兵去偷书包，却扑了个空。
大家忐忑不安地回到家。事先统一好了撒谎的口径：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书包放在学校不背回家。
第二天早上，我们空着手用脚数着路上的沙粒慢慢向学校挪去。
远远就见辛老师背着手站在校门口！那威严的样子使人想起电影里的日本鬼子军官，让你又恨又怕。
越接近学校大门，我们的头越低，甚至都悄悄把脖子缩了起来，准备迎接狂风暴雨的来临。一时间大家都忘了该用什么空话和套话去向老师认错 。
仿佛在梦中，辛老师的声音异常客气：“你们回去吧。学校不要你们了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学校大门。
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不敢动。好半天才像一群迷途羔羊漫无目标地向江边走去。到了那里，一群羔羊仿佛来到了水草丰美的宝地，立刻又把烦恼扔到了脑后。
正玩得起劲，我们寨子的一群妇女到江边挑沙子，被她们碰个正着。
不到下午，我们被学校“全体开除”的消息传遍了家家户户。
一群小孩子立刻成了全村人的责骂对象，因为被学校全体开除，简直给寨子丢脸。
我们全家更是把我修理到半夜。
我这才真正感到这事情的严重。
第三天，小伙伴们都各自躲到山上去玩了。我在父亲的威逼下，一个人心不甘情不 愿地空手向学校走去。
学校大门的土台阶显得特别髙，我硬着头皮慢慢挪进去，又走进教室，心里在给自己打气：只要老师不把我赶出来，我就这样赖着不走。
孤孤单单坐在座位上，那凳子特别硬 ，还觉得冒出一阵阵冷气。
辛老师进来了，我嘴皮微微抖着，正在心理准备认错的话。但她正眼也不看我，心平气和地上她的课。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
我不敢开口，也不敢出去。
其他同学起劲地念着课文，髙声地回答提问。只有我呆呆地坐着，心一阵酸，脸一阵烧，耳朵轰轰地响个不停。
我是班上的学习尖子，平时大队开群众大会，我经常被老师安排作为红小兵代表上台念发言稿。可今天老师不要我了，幼小的心灵尝到了被抛弃的滋味。
课间休息，这个同学来说：你们书包被丢进江里了，我亲眼见的。那个来说：不对！是扔进牛粪坑里。
我任由他们说什么都不回答，换平时早就互相吵起来，甚至动手了。
整整三节课，仿佛过了三年，放学的铃声响了，我毫无知觉地坐着不动。其他同学兴髙采烈地收拾好课本，得意洋洋地向门口冲去。
正在这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辛老师提着许多书包，板着脸走进来。“蓬”的 一声，把那些书包砸在我的课桌上，吼出一句：“拿去！以后再也不许逃学！” 这句硬梆梆的话，至今还时时在我的耳际回响。
那时我一下子透不过气来，只觉得喉咙里流着一股苦苦的味道。
当我背起那堆书包走出学校大门时，天地一下子开阔了很多。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敢集体逃学。
辛老师只教了我们三年左右，小学还没毕业她就被调到公社中心小学，等我上初中高中就很少有机会见到她。但是她的声音却在我的脑子里定了格。
很多年后在一个小旅馆邂逅，我就是从声音里听出来的，那次我还在读大学，暑假回家探亲，夏季家乡的路特别烂，连拖拉机都不跑，二哥用自行车带我到县城，天晚住在一个小旅馆里，听到隔壁有个声音特别熟悉，我就肯定地说：“这个人是辛老师。”二哥带着我半信半疑地去看，果然是她。
仿佛就在昨天的高中老师们
我承认是因为1978年考上大学的自豪感一直对高中两年特别怀念。
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我不是好汉，就“提当年”来自我安慰吧。
高中母校当年是盈江一中
我们高十一班的班主任是尹茂顺老师，这个名字是我近二十年来在网上注册什么账号需要保留验证材料时，会情不自禁就冒出来的人名。
尹老师教我们数学，说话声音比较尖细，带点鼻音，留小平头，脸上有酒窝，我敢肯定那是酒窝而不是皱纹，那时尹老师也不老。因为这个酒窝，无论是上课或是平时讲话，尹老师就永远是一副笑眯眯的表情。这自然给人以“老师不凶”的印象，但是高中生都已基本算成年人，而且我们这一代人算是成熟较早，已不需要老师用严厉态度来管教啦，于是尹老师那笑眯眯的样子就在我们的记忆中定了格。
我们盏西学生每当放假，行李寄存在哪里是个很头疼的事，尹老师把他家的客厅贡献了出来，他家住旧城粮管所，应该是三室一厅的平房，那年代单位房子的客厅也不可能有多宽敞，被我们的行李一码，基本就占去了一半的面积。每次去取行李，见到师母（那时也不兴这样叫），我们都是匆匆叫声：嬢嬢。她平静地笑笑，我们怀着感激和有点内疚的心情扛着行李赶紧走出他家的门。
在名车和豪宅作为一种炫耀资本的当今社会，我不知道中学的班主任们有没有哪个愿意把自己的客厅当作乡下学生存放行李的仓库。我只永远记住我们尹老师和他爱人那平静的笑容。
毕业后见过尹老师几面,他每次都是那种表情,笑眯眯地看着我，给人一种自然而贴心的感觉。90年代我流浪到泰北，以新难民身份在老难民村教中文糊口，时间将近二年，收获不少温暖的师生情，至今连当年被我骂得很厉害的学生还和我来往，主要原因大概是因为我始终用一种平等公正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学生吧——我欣赏的学生没有特别照顾他，对讨厌的学生也没有去“整”他。我承认自己的这个作风是尹老师给我身教的结果。
2018年4月部分老同学和尹老师相聚
我们同级高十二班班主任是段朝光老师，教英语。我在高中时着迷于看小说和历史故事，对英语比较排斥。但是因为段老师是同级班主任，两班经常一起活动，自然对段老师有深刻印象。段老师穿着整齐干静，说话温文尔雅，一举一动给人的感觉就是“为人师表”这个词用在他身上是最贴切的，而他那带点保山腔的英语也有特别的感染力。1992年左右的某一天晚上，我在西双版纳州党校巧遇段老师，就是听到隔壁有个非常熟悉的声音，于是很唐突地直接就冲到他面前问：你是段老师吗？
尹老师永远是笑眯眯的
由此我得出自己的结论，学生对老师的记忆，最可靠的就是凭声音来判断，哪怕是几十年没见面的老师，容貌已彻底改变，但是只要听他说话的声音，我应该能认出是哪个老师。
教语文课是龚荣广老师，北师大毕业，说着很流利又带点傣腔的普通话，讲课神态飞扬，完全是一种在大会上演讲的派头，听他的课几乎心都要提起来。见多识广的旧城同学悄声告诉我们：听说过吗？龚荣广的嘴是大盈江的水！龚老师后来从政，好象当到县长，可惜英年早逝。他具体在哪个县当什么领导职务，我不是太清楚，因为我心里永远只记住那个在讲台上声音洪亮的龚老师。
还有王湘老师,好象给我们上政治经济学,讲课内容已记不起来,因为当时他又兼学校领导,对他在全校大会上经常讲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同学们，一切靠你们自己努力，小小的王老师帮不了你们任何忙！他也许对我这个学生已毫无印象，但是他用那个浓厚保山腔经常说“小小的王老师”的语调，还有和任何一个学生讲话时稍微侧头倾听的样子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为师者，能以谦恭的态度对待学生，把自己放在一个“小小”的位置上，于是他的形象就在我心中永远是高大的。
高中毕业合影，照片的字就是尹老师写的。
那时我们对学校领导有点偏见的是张盾老师，他给我们上政治经济学课，这种枯燥的内容实在无法让我听进去，唯一有印象的是他在讲“资本”的罪恶时，说到“资本”存在形式是货币，什么是货币？他噌地一下子从口袋里掏出5角钱的纸币：“这个就是货币”！他当时又怎么展开来讲资本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我已想不起来了，主要是理解不了。老实说，在当今把拥有“货币”的多少当做成功标准的社会风气下，恐怕神仙也说不清楚“资本”是怎么回事啦。
张老师那时由于对学生要求严格，差点给我们班的两个同学处分。这两个大侠一个是打了同学（不重，但是性质严重）；一个是直接用乡下粗话给张老师回嘴，别说老师是学校的“官”，就算一个普通的长辈也是很气愤的。但是当时如果在学校背个处分回家是很严重的问题，于是我们的两个班主任尹老师和段老师多方协调，最后没有被处分，都是深刻检讨之后就过关。两个闯了祸的家伙都是我的好哥们，在此就不提名字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那时都觉得张老师“想整学生”，对他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心结，1978年夏去县城参加高考，张老师专门来到我们几个盏西学生的住处作临战动员，讲了很多要分清轻重缓急的道理，希望我们加强复习，就不用去看县城风光了，考完试再去玩。我们几个都呆着脸只缓缓点头，不吭声。等他前脚刚走，我们就以一种逆反心理跑出去看了一场电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第二天以轻松的心情进场应试，倒也能正常发挥。
几十年过去，我还记得平时对学生不亲热的张老师用一种有点僵硬的表情耐心给我们讲道理的情形。如今我们都已渐入老年岁月，已为人师为人父过来，用平和的心态忆当年，对所有的往事皆可一笑置之啦。只是如果换位思考，当年我们这些年少轻狂的乡下青年对张老师的误解是不是有点深？老师为什么要整学生？整学生对他又有什么好处？我想张老师也不会再计较什么了，甚至已想不起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
读高中时的四个盏西乡下学生
我在学校没啥特长，尤其不爱体育运动，除了会游泳，任何球类及体育项目都不沾边，因此对教体育的赵景武老师基本上是敬而远之。但也和他打过一次难忘的交道，我那时爱看小说，学校图书室里不少当时能看到的著名小说都借来看，有一天，同样爱看小说的李克胜告诉我：最近出了一篇很好看的苏联小说，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虽然是供批判用的，但是我看了几个片段，真的很特别，写得很真实，书名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好象新华书店有卖。于是我们两个隔三差五就去问新华书店有没有卖，结果都没有。
某一天下午，赵老师在操场上喊我的名字，我正奇怪赵老师怎么会知道我这个很少上体育课的学生的名字。忐忑不安地走到他跟前，他却说：听说你想要一本书，我那里有，卖给你了。我跟着到他家，果然就看到那期的人民文学，里面就有那篇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至今也没搞明白赵老师是怎么知道我在找那篇小说？
我只能理解，那时我们所有的老师，时刻都在关心每个学生的需求。
每个人的成长，除了父母的言传身教，那就是学校老师的教育了，我很幸运，没有碰到“整学生”的老师，或者因为自己表现一般，中规中矩埋头读书的原因吧，没有有突出表现就不会和老师有多少直接互动。反而对老师们留下来平淡真实的美好印象。
祝所有教过我的老师晚年健康快乐!
2022年9月10日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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