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义文稿】人民性视域下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创新研究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突出了人民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人民性”的感召下，基层社区通过党建引领、多元治理等方式构建了新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这种供给模式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強调了人民群众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主体性，让社区群众具备更多的话语权与参与权，在多元化的建设中凸显了差异性的公共文化供给模式，并通过立法保护的方法，促进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长期稳定的发展。
[关键词]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主体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人民性”是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开展的宗旨，更好地发挥“人民性”是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提升质量的重要保障。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面临完善和创新的挑战，基层领域的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现状
（一）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演化进程
在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学者们就强调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以及城市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所做出的评价标准的重要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学者都认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需要借鉴商业化的管理模式，因为商业化的管理模式，可以促进城市文化供给，形成按需分配的合理模式，从而提高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和精准性。到了20世纪80年代，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结构性配置”[1]37逐渐被学者提出来，这种结构性配置更加突出以互联网数据为基础，对城市社区居民进行文化输送与爱国主义的宣传。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了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空间差异”[2]82现象。城市社区的空间差异现象，特别是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领域主要强调不同居民的文化获得感不同，强调每个公共文化服务的供应者需要按照文化的受众进行组织和策划，以此减少经济成本。很多西方学者在研究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差异性问题上采用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模式，这些学者重点研究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应者的供应动机，更加具体地说，就是企业的商业动机。西方国家的学者们通过对商业动机的理解和概括将其推演到城市社区文化治理的高度上，这种思维方式虽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发展并非完全一致，但西方学者所强调文化治理的高效性、商业化、低成本的发展模式仍可以为当今中国社区文化的建设，特别是文化资源共享的具体实践提供灵感。
有的学者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社区层面三个领域评价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及其供应模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学者们通过广泛调研，对文化受众进行多种方式的访谈和测试，深刻分析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应与相关地区的公共决策融合性发展。还有的学者专门对西方城市社区文化供应的机构进行广泛调研，总结出由政府支持、私营企业推动的社区文化治理模式，学者们发现这种商业化的合作方式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调动社区居民的文化参与热情，形成多元化的社区文化服务网络，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和文化自觉。从2000年以来，西方学者在城市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供给模式的研究中，凸显了两个重要的特色：一个是强调城市社区文化治理视域下公共文化服务的“可靠性”（Reliability）[3]215，另一个则是强调城市社区文化治理视域下公共文化服务的“移情性”（Empathy）[4]101。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可靠性，主要在于考察社区文化服务中心相关政策和相关实践，通过对城市社区服务平台的考察分析相关社区公共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同时，还要对城市社区文化受众进行广泛调研，总结相关文化服务中心令人信赖的程度。而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移情性则强调社区文化平台对社区居民的关注度，相关研究者希望能够通过对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与政府单位和社会民间组织的共同合作程度的考察，呈现出城市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供应模式的依赖感和需求度。在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发展的早期，很多学者就提出与“人民性”相关联的重要概念和思想，这些思想理论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到“人民性”，但是很多观点都与“公民性”“普惠性”相关。比如威廉·威尔克斯在其研究中提到了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提出的代表性思想，强调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要遵循经济利益与城市公民利益相统一的原则，要构建符合持续性发展要求的评价体系等[5]44。虽然在80年代以前，西方众多的公共文化服务理论都没有凸显出文化受众的主体性地位，但是文化发展的普惠性特色已经被学者们关注到，这为20世纪以来突出文化受众决定性作用的理论思潮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发展趋势
近几年，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各个领域的思想理论也走上了全球化的发展道路，很多西方学者的思想观念影响了中国学者研究的同时，中国的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建设也深刻影响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思维。从全球的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发展趋势来看，多数学者都热衷于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来总结城市社区文化治理问题，并且提炼思想观念、呈现出理论的发展方向。在这一方面国内外学者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很多学者都认为未来的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相关的理论建设，必须能够有效表达出城市社区居民的文化诉求，从理论上可以直白地呈现出文化的接受者对文化服务提供者的科学评价。学者们发现，虽然当代国内外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包含很多种，但是文化供给的模式仍然处于趋同化，究其原因，学者们认为，这是因为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工作人员，对社区文化的建设理解过于片面，“他们始终将城市社区的公共文化当作一种娱乐文化，认为城市居民需要这种公共文化服务来消遣时间。”[6]37但事实上，通过大量的调研分析可以看出，城市居民对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诉求，还包含着接受教育的渴望，很多居民都把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当作提升自己的学习手段。同时，很多学者还认为当代的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在文化受众的群体中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同社区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模式，缺乏各区的具体文化属性，从而导致城市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缺乏自信心和依赖感。在未来的发展中，城市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建设要突出时代性和现代化，就国内而言，也有很多学者强调依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群众进行文化学习和自我提升。有的学者将城市社区看作公共文化服务的“试验田”，强调“以创建城市为试验田积极实践制度设计研究成果，自下而上探索出系列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供给方式和建设路径，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智慧化、融合化发展”[7]。在具体的理论内涵领域，城市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理论，首先要包括对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固定模式的研究，通过研究政府和企业对公共服务的投放力度、社区文化基础设施的覆盖广度、社区公共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联密度等多方面考察，梳理出不同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应的基本模式。除此之外，该理论还需要呈现出社区组织者、居民、政府、社区文化和谐程度、相关地区文化市场活跃程度的多元关系。通过相关理论的不断推演和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观场域下，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人民性逐渐被凸显出来。
对于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中国学者也从各个视角进行理论深化。学者们热衷于从城区关系以及政府间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问题;研究我国基层社区公共文化供给模式的变迁与政府职能转型提升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研究政府策略、市场引导对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推动效能;研究城市社区公共文化供给模式建设发展的评估体系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性”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切入点，很多学者从居民参与度和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等视角研究新时期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发展模式。有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融合了西方的分析方法，将实证主义的研究模式与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分析统一在一起，建构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的匹配模型等。总体来看，中国当代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注重广义的社会文化发展到注重区域空间文化塑造的发展过程，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的基层社区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融合发展，形成了相得益彰的局面，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城市社区独立发展所塑造的文化特色。随着“人民性”理念的提出，基层社区的文化建设更加注重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建构，以此方式呈现了不同地理空间所形成的文化效果。在这些理念的引领下，诸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城市社区文化治理等各种新的理论范畴逐渐被学者所关注。如果说原先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更多的是倡导公共财产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那么在新时代“人民性”的引领下，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所要重视的则是社区居民所能接受的文化权利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相对应的，公共文化服务理论也逐渐从传统的注重文化资源的公平分配转移到基层公共文化组织系统完善以及基层公共文化社会效果的评估上。这些新的理论发展态势都为新时代人民性视域下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特别是城市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与理论源泉。
二、人民主体性是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建设的根本
近几年，社区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需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要求政府相关部门以层次化和专业化的方式提供社区文化服务，这需要政府采用一种多中心治理的发展模式来调试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从实践上来看，要构建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曾指出要努力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城市社区是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基本空间，它既具有地理空间属性，又具有精神文化价值诉求的属性，在城市社区空间领域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平台，可以有效反映出基层文化消费的内容诉求，以及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所形成的社会功效。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平台建设的必要性，是因为它能够调动多元力量进行社区文明的提升，在这个基层平台上，政府企业和学校以及相关居民群众可以互相协作，在满足个人文化诉求的基础之上，也可以向其他群体分享自己的文化素材。这种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平台是由政府主导建设，商业化和公益化并存的运营体系。早在《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的文件中，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就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被强调。文件指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既要突出文化服务供给的特色，又要能够确保公共文化秩序的健康发展。其次，城市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虽然可以有营利性企业作为合作主体，但各项服务内容必须具备鲜明的人民性，特别是在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影视文艺娱乐活动的供应上、城市社区文化数字化建设的工程上等，都要以人民的诉求为基础进行活动实践的展开。
从国家政策导向来看，城市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建设，必定是多元化治理的发展态势。在这一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建设上，首先要突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主导者，也就是科学合理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基层政府要时刻把握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宏观规划，从政策制定上确保基层社区群众最大范围享受国家文化政策的福利，通过科学的规划对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行资金支持，并引导其他社会力量协同管理城市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这一平台的供给者，也就是企业必须提供科学有效的服务生产模式，并要具備高效的资源整合能力，从而参与管理城市社区的文化资源。对于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建设来说，无论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主导者还是供给生产者，他们都要为供给对象服务，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可以有效地反映出供给对象，也就是社区居民的文化诉求、服务标准、效果反馈等。可以看出城市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建设，其核心就是要构建一种科学合理的机制，在这种机制的运作下，既能够有效反映出社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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