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和明之不动声色，照常去上班，像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静观事态的发展和变化。
第三天下班后，那个通知我见小特务的收发员突然来到我们家，一脸的尴尬，支支吾吾地说是来“帮着看孩子”。平时我虽然天天和他见面，但是只有一般来往。顶多过年时和办公室的几个同事互相拜个年，在家里吃自己做的狮子头。除此之外没有深交。他没有理由特意来我家“帮着看孩子”。
自这天之后，连续几天，收发员几乎每天下了班就来，直到孩子要睡觉时才走。我们分析：他肯定是秉承上峰的旨意，来监视我们的。可是，中央党部里，谁是那个“上峰”呢？
此时，我们最担心的是党组织派人来联系。还好，这段时间一个生人也没来过，我和明之每天下了班，就回家带孩子做家务，哪儿也不去。对收发员只当一个来串门儿的同事，好言好语相待，还留他吃顿便饭，给他留足面子。几天下来，那个收发员什么也没发现，就不再来了。
我们事后回忆说，这真是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单线联系救了我们，是党组织有意保护我们。否则，一旦来了生人，那不仅说不清楚，还会引来大麻烦。
又过了几天，快下班时，别人都走了，只有我一人还在办公室收拾桌子和皮包，突然进来两个人，一个是机要处新来不久的职员，一个是前几天到我家里监视的收发员。他们二人突然进了门，走到我的桌前，突然凶神恶煞般地大声对我说：“徐仲航被枪毙了！”“徐仲航被枪毙了！”连喊两声。
我不由得吃了一惊，但我马上意识到，这两个人说这样的话，肯定是对我的试探。面对他们的挑衅，我显得格外镇静。那位新来的职员长了一张马脸， 一双贼溜溜小眼睛盯着我，像是要从我的脸上看出什么破绽。我冷静地瞪了他一眼。
“马脸”长着一副黄色大极牙，一开口说话唾沫星子就会乱飞；平时满口粗话，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情。机要处的人谁也不愿接近他，科长和处长都认为，这种人上不了台面。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调到机要处来的呢？我听科长说，他有一定背景。1941年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定吴铁城接替因病请辞的叶楚伦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对朱家骅、叶楚伦留下的中央党部秘书处的班底来了个大调整，在一些重要部门安插了自己的人。这个新来的“马脸”就是吴铁城安插到机要处来“掺沙子”的。据说此人还与蒋介石的亲信、侍从室秘书陶希圣有些关系。有人猜测，这一定是吴铁城想讨好委员长身边的红人陶希圣，把他硬塞进机要处的。可见，这个“马脸”的背景还真不一般。他名义上是“速记员”，但实际上他速记能力实在不怎么样，再加上那个上不了台面的尊容和一身毛病，处长、科长一直没给他分配什么工作，一直晾着他。机要处的人认为，像他这样的人，根本没资格到机要处这 样的部门当速记员。
当时国民党内部正在继续执行去年五届九中全会确定的“内部整肃”、“肃清内奸”和建立“党员监督网”等决定。因此，我凭着情报工作的职业本能，感觉这个吴铁城安插进来的“速记员”，倒不怕他排挤我，而是要对他多一层警惕，因为此人的真实身份比较可疑。他到机要处来，可能另有“任务”。
现在这个“马脸”带着收发员来威胁、恐吓我，显然是又一次秉承“上峰”的旨意来执行任务。
我心中“砰砰”地跳，
表面上却显得很镇静。我判断二人大喊：“徐仲航被枪毙了！”是想用“诈”的方法观察我的反应。我当然不会轻易上当。我猛地从座椅上站起来，将手中的一串钥匙向办公桌上重重地“啪”地一敲，直盯着“马脸”的小眼睛，口气强硬地责问道：“你们说的这事与我有什么相干？”接着又厉声斥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马脸”被我的凛然正气逼退了几步，尴尬地连声说：“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而站在他身后的收发员，则吓得赶紧溜出门去了。
我说：“那就走吧，下班了！”然后“啪”地一声关上抽屉，又“咔嗒”一声上了锁。我是在用行动向他们说明：我不是软弱可欺的！
“马脸”在我面前碰了个钉子，只好灰溜溜地退出办公室，急急忙忙跟着收发员下了楼。
我回家后向明之讲了这个新情况。
明之分析道：估计他们是奉命用突然袭击的形式，对你威胁试探，说明特务机关仍对你心存怀疑。看来是徐大哥顶住了，他们又没发现你的新疑点。再说朱家骅现在还兼着中统局局长，碍于他这块大牌子，在没有抓到你什么把柄的情况下，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先派人来家里监视，再采用这种诈的方式来试探你。只要徐大哥那边不出问题，他们就不能把你怎么样。
我觉得明之的分析有道理，在高度警觉的状态之中我们度过了几个星期。
徐仲航被捕一个月了。突然有一天我刚上班就接到通知：中央党部秘书处的财务处长兼“正中书局”董事长找我谈话。我预感这次谈话肯定会涉及在“正中书局”工作的徐仲航，于是赶紧心里做了些准备。
“你对徐仲航了解不了解？”财务处长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问。
“不太了解。”我说，“我只知道他是东北人，为人正派，对朋友讲义气。”
我事先想好了一个反守为攻的策略，便柔中有刚、慢慢悠悠地补了一句：“他不是在你们正中书局，在您手下工作么？”
财务处长听出了我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就严厉地说：“徐仲航可能是共党。”接着他又改口说，“你知道么？徐仲航是共党！”口气更硬了。
我听财务处长口气强硬，为避其锋芒，立即自改口气，装出很委屈的样子说：“处长，这种事，我怎么会知道？”
其实这位财务处长内心也怕“正中书局”或中央党部机要处真有共党，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见我一副委屈的样子，便用稍微平和一点的口气说：“你还年轻，不懂事，怎么能随便帮人家办特别入党？很危险啊！万一钻进一个共产党来怎么得了？”
我心想：坐在你面前的就是共产党！
财务处长接着说：“你们年轻人啊，想问题太简单。你又不是很了解他， 还帮他办什么特别入党？这种事能随便办么？以后，不要做这种事了。”
我听得明白，
他只是以上级的身份，来教育和批评下级的，至少目前看不出他有什么恶意。于是我就顺杆儿爬，接着他的话茬儿，装出年轻人阅历浅的样子说：“我以为介绍人家入党是好事，哪想会惹出这么多麻烦！好在党证手续还没办妥。这是我第一次帮人家办特别入党，也算是最后一次吧。”
财务处长见我态度还好，就没再为难我，又开导了我几句，最后说：“算啦，算啦，这件事你别再挂在心上，以后好好工作吧。”
我有软有硬，有进有退，与他应付周旋。谈话就此结束。
我回家和明之分析道：看来老徐被捕后，肯定没有供出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以及与我们的组织关系。
明之感慨地说：老徐在里面一定吃大苦头了。他自己吃苦，保全了我们，保住了党的秘密！
我含着泪说：是啊，多亏了老徐。不然，我们一家四口肯定也进了牢房了！
我和明之互相默默地望着对方，心中充满对徐仲航的崇敬之情，同时也在为他担心。
过了一会儿，我往更深处想了想，便说：机要处长和科长这些日子从未向我提及此事。估计这件事是在“上峰”小范围内调查的。
明之分析道：机要处长和速记科长不可能没有耳闻，只是不想声张罢了。他们知道你出身书香门第，20岁就进浙江省政府任机要速记员，23岁由朱家骅等人介绍“特别入党”，然后开始在中央党部机要处工作，担任国民党中央各种高层机密会议速记，社会关系简单。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碍于朱家骅这个高官，他们不会怀疑你是共产党。
我觉得明之的分析有道理。不过我清醒地意识到，虽然中央党部的购务处长兼正中书局董事长找我谈话后，这件事似乎是了结了，但仍不能放松警惕。是谁派收发员和“马脸”来监视和威胁我的呢？不能不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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