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演讲稿500字，国庆节演讲稿500字初一

我的大学

上卷：那一年我中了“进士”

那个悲伤的背影

我十八岁高中毕业那年，正是上个世纪的1960年。那个年代高中毕业生不多，大学生更不像当今这样比比皆是。那时，只要高中毕业，就要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有一种说法，考上了高中就相当于中了科举时代的“举人”，考上了大学则是中了“进士”。可见大学教育在那时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大学，在当时是青年人步入仕途的进身之阶，是许多人羡慕的远大前程的起点。我的父母鼓励我努力读书，家庭经济困难到柴米大非易事的时候也不遗余力。母亲支持我从小学读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当然是希望我长大后有出息。

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这样在求学中渡过的。

在我的求学生涯中，我真正读得踏实的只有初中三年，即1954——1957年。那几年老师的政治待遇和工资待遇都很不错，市场供应丰裕，老师专心专意教书，学生一门心思读书，学校教学质量很高。当时我看到的政治运动只有反右派斗争。但对学生影响不大，因为我读初三下学期的时候，才在学校开展这个伤害知识分子的运动。对象只在老师中。当时有不少有真才实学的老师被划为右派分子。其时国家已实行了劳动教养制度。毛主席他老人家说，“把那些右派分子也搞去劳教”（引自《炎黄春秋》2013/5《“劳教问题”出台前后》），于是这些右派老师们有不少就从校园被驱逐到劳改队，只有极少数留下。当然中学的教学质量跟着就受损了。

我的高中三个学年实际上只上了不到两年的课。一半时间浪费在1958年的大炼钢铁和勤工俭学上。“大跃进”使我们那一代学生没有完成国家的教学计划。高考时又提前分科上课，导致了知识上的偏废和基础知识的欠缺，加上优质老师的流失，相对前几届的高中生，我们在知识上比他们贫乏。但“大跃进”却给予了我们这一届每个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的机会。如果要比录取率，我可以斗胆地说，我们那一届（1960届）是建国以来迄今最高的，几乎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录取率。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大跃进”的狂热运动中，各行各业都有自已的跃进指标，人们的理想追求就是“鸡毛也要上天”，不能想的敢想，不能做的敢做。这一年高校招生名额显著增加，跃进了一大步，新建的高校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一些中专办大专、本科，一些行业办学院，如当时就有《湖南煤炭学院》、《湖南地质学院》、《湖南交通学院》《湘潭大学》……这就使得大学招生人数远远超过了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为了不留缺口，最后只得动员历届落榜的高中生，以及在职工人干部参加高考。从我们后来升大学的去向来看，凡家庭出身好的都能进一般大学或重点大学，出身差一些的，也能进一所“戴帽子”的“跃进牌”大学。如上面所举的《湖南煤炭学院》等等。

1960年我被录取到《湖南财贸学院》第一个本科班。也算是中了“进士”。

这个录取我的《湖南财贸学院》也是一所“跃进牌”大学，我们高考填写自愿时，就没有在招生广告上看到过它。这所大学的筹办时间大概只有短短的十几天。我被它录取仿佛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

这些跃进牌的大学，虽是“鸡毛上了天”但最后还是落地了。到了1962年因“大跃进”等问题而使国家经济陷入严重困境时，这些院校便下马。惟独湖南财贸学院在经济萧条中幸运地保留下来了。

高中毕业生的类：***、B、C、D

经过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当时参加高考首要一事便是政审。政审的第一关便是家庭成份。当时学校按毕业学生的家庭成份秘密地将我们分为***BCD四类。***类是家庭成份很好的同学，相应于“文革”中的红五类；B类是次好的，或是社会关系有一般问题的；C类大都家庭出身不好，如地富子弟，或是社会关系有严重问题的；D类则是不但出身很不好，而且社会关系也极坏。高中毕业时，学校就根据这种分类，让***类学生进入重点院校；B类则录取一般院校；C类则只能录取在其他大专一类院校；D类则不予录取。

举例来说，我高中所在班当时有一位叫做邱大伦的同学，家里是当地有名的地主，但成绩却十分优秀。公社化时，学校宣布进入共产主义，因此吃饭不要钱，由原来的钵子饭改为大锅饭。邱同学饭量大，他每餐吃饭都要吃三大碗，吃完饭后他高兴地大声说：“共产主义真好！”谁知几天后，大锅饭又改成了钵子饭，学校领导在开会宣布取消大锅饭时严肃地说，“有的人对总路线、对大跃进、对人民公社、对党不满，每次都要吃三大碗，想把共产主义吃掉…..”1960年7月我们高中毕业，高考后同学们都先后接到了通知书，而邱同学却没有任何消息，后来才知道，他政审时已被列为D类。

我当时的家庭成份是“城市贫民”，简称“市贫”。虽然我的父亲、母亲都曾在国民党军队供过职——我的母亲是一个上尉司药官，我的父亲是一个少校军医——但他们都在内战爆发前即抗日战争结束时退役。父母双双回到母亲的家乡，在一个离城十多里外的一个小镇开了一家诊所。

父母亲买不起房地产，住的是当地一个恶霸地主的出租屋，年租十二石大米，这在当时算是很昂贵的了。房子很简陋，一进三间。前面做店铺门面，中屋是住房，后屋狭小只能做厨房。父亲在铺面的横间壁上挂了一块白帷幕，上绣了一个颇醒目的红色十字架。就算是装修了。诊所取名《益民诊所》，为小镇上的附近农民看病。益民诊所药品不多，那个收藏药品的宝笼只有一个小书柜那么大，资本不过块把银洋的规模。后来父亲因营养不良和劳累得了肺病，小妹出生后不到一个月父亲便去世了。当时是1950年，常德刚解放不到半年。我们家境困顿生活悲凉，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幼儿三人，全靠母亲一人支撑养活。这样的穷困景况，尽管父母亲在国军中任过职，但由于是在解放前五年的事，根据政策，我家在土改中还是被划为“城市贫民”。“市贫”是一个相当于贫农的成份。

文学梦被粉碎

高考时我报的是文科，填的第一志愿是湖南大学中文系，然后便是湖南师范学院外语系。第三志愿大概是长沙师专。当时文科学生多数是读师范院校。我选择学文，令我的数学老师十分遗憾，因为他觉得学习数理更加合适。而我不听劝告，因我从初中起便热爱文学，天真地想做一个文学家。

高考的题目这一年特别容易。如果给现在的应庙高中生去做，我可以毫不誇张地说，人人可考满分。结束高考后，我问班主任老师，我能考上湖南师范学院吗？他十分肯定的告诉我：“你只要考分上得去，一定可以考上。”班主任说这话是有把握的。因为我的出身较好，在校表现也不差。我自觉高考成绩过得去，我像是吃了定心丸一般，耐心地等待着好消息。母亲不要我去做工积攒学费，我每天在家里休闲，和街上的同学游泳，拉琴，日子过得十分惬意。有时一想到我意中的学校和专业——文学系在等待着我，年轻的生命似张开了理想的双翼，鼓起了憧憬的风帆。

但是我的理想最终落空了。我得到的录取通知书是一个印着《湖南财贸干部学校》的信函。拆开信封后，通知上写着一所我从没听说过的学校和专业：《湖南财贸学院》银行信贷专业、本科。

这个专业如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或现在，对一个高考学子来讲绝不会是一个恶耗。甚至还会是一个特大喜讯。试看今日财经院校的高门槛和考生趋之若鹜的现状，便不难理解。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讲，无异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让我彻底失望。我几乎拒绝去这个学院学习。我从小便有一种天生的清高和偏执性的狂热。文学，是一个拥抱过我，让一个少年时就爱恋的老妖婆！她用咒语把我这个少男处子蛊惑了！让我独钟于她而热情高涨，却又从心眼里看不起其他特别是从事财贸工作的人，简单地认为那不过是打打算盘，摸摸秤杆子的平凡事，我心目中只有老舍、艾青、托尔斯泰等文学偶象。

我认为当下的我便是巴金小说《家》中的觉民那样的青年，我的理想、志愿这样的终身大事全被“国家分配”了。我对文学的追求和兴趣，我的幼稚、无知，全然没有让我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遇。失意和怏怏不乐笼罩着我的身心。我认为我的理想破灭了！但我又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

现在看起来，我当时多么无知。因为当一个工程师、当一个会计师比做一个文学家容易多了。历史上多少人因以搞文学为业而穷困潦倒了一辈子。杜甫可谓诗圣，可是在有生之年连一碗饭也讨不到，过的是“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日子，直到死后七百年其诗歌成就才浮出诗坛。更现实的是，当时党和国家看重知识分子，但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他们能为社会主义建设直接增专添瓦，而那些人文知识分子呢，满脑子的“封、资、修”，需要长期与工农兵结合。接受改造。

进入湖南财贸学院对我来说虽是一件失意的事，但对于母亲，却是欣慰。因为我大学本科毕业后就是一名行政二十二级国家干部了，待我毕业以后我们家的生活困境有望改善。

我还是去了长沙

我抱着去长沙看一看的目的进了这所学院。

临走时我的外公给我买了个小木箱，我用一根用了多年的竹扁担，一头挂着这个盛装着换洗衣物小木箱，一头挂着铺盖卷儿登上了去长沙的轮船，我将去到一个我陌生的城市和学校。

那时从常德到长沙，如乘汽车要五个多小时，车票贵，只好乘轮船。坐船时间长，要一天一夜。夜晚，船在浩淼的湖水中款款前行，我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一种离愁仿佛夜色从四面围合过来，我写了一首诗，纪录了我的第一次负箧他乡的心情：

一步一回头，上了船还依依挥手，

一声响彻夜空的汽笛长鸣，

把江岸上的万家灯火

从船窗上缓缓推走……

远了，更远了，只有天上的园月，

紧随着远航的行舟。

饮一掬盛满江月的青青水汁，

让故乡的温馨紧贴心头！

哦，我的乡愁，我的默祝，

那轮机絮絮不倦的嘴唇，

似在代我向母亲温温倾吐……

1960年9月6日清晨我到了长沙。在秋天的浓雾中过了湘江，经荣湾镇沿着一条公路走了约半个小时，到了石佳冲。快进入校区的时候，一件终身难忘的意外发生了：我肩上的那根扁担发出一声脆响，立马断为两截。我心中感到一种莫名的惊骇和恐惧。我只得一手提着铺盖一手提着箱子狼狈地向财贸学院的报导处走去。

这确是一个凶兆。冥冥中不知是早逝的父亲还是那路神灵在启示我，那个扁担的“担”一下幻化成断送的“断”，“担送”——“断送”，这两个不祥的文字在我眼前此起彼灭地出现着，一种强烈的惊悸和恐懼向身上扑来。我自言自语地喃喃发问，将会栽倒在这个地方吗？可是我是一个冥顽不灵的人，那种朦胧的预感并未止住我的脚步，我成了这所大学第一届的一名学生。

财院初步印象

到了财贸学院后，我才知道这还真是一个戴帽子的跃进牌大学：帽子戴在“财贸干校”的脑壳上。因为它是在一所干校上基础上“跃进”出来的，没有教授、讲师，不具备学术、文化精神的高校传统。在办学结构上简直是一缸大杂烩，有滥竽充数的小中专，有从基层来的短训班，还有两年的大专班，学生素质鱼龙混杂。学校的教师队伍干部风气很浓，笼罩着窒息的机关气息。与山那边的湖南大学等正规高校相比，这所学校没有丝毫高校的资质。

我们这个新招收的本科班，虽只有四十多人，却有贸易经济、粮油仓储、银行信贷等四、五个专业，可笑而匪夷所思。和我不一样，我们班有些同学很能适应这种环境，因为他们知道毕业后就是二十二级行政干部，准副科级，比那些在基层混了好多年的财贸干部，还是二十三级、二十四级以下的办事员强多了，因此很安心学习并颇有优越感。读中学时我所向往的是成为一名作家、科学家、工程师，觉得那才是崇高光荣，而对这些所谓“级别”几乎一无所知，对此也不关心，甚至觉得有些庸俗。

学院当局对我们的管理，也和其它高校不同，配备的辅导员都是些行政干部，那些被我们称谓为“张科长”“石主任”的老师，大都不是知识分子出身，有时你必须听他们官腔味十足的说教。这个学校当时的住宿条件却因是干部学校，明显优于其它高校：我们4到6人一间宿舍，木地板，单人床，一人一张办公桌。那些家俱用具有的印着“粮食干校”，有的印着“行政学院”各类字样，可以看出湖南财贸学院的前身和嬗变。

我们的院长兼党委书记名叫雷震宇，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原某省粮食厅长。河北人，南下干部。文革中曾被晒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担任过国民党区党部书记。他只读过几年私塾。其夫人张炳华，一个家庭妇女式的一般干部。门牙微微向外露出，看上去人本分，她粗识文字，专门负责管理我们。我们刚入校的那阵子，她经常下班了解我们这个班的思想情况。她了解到不少同学认为这不是一所正规大学，不安心在这里读书。

有一次她到我们宿舍探视，有同学问起雷院长的学历，她很坦率地说，雷不是大学生，但读过多年旧学。解放后先后担任过粮食厅长，有长期从事干部培训工作的经验，一直在行政学院、粮食干校担任领导。他还介绍说，雷院长革命、教育经历丰富。文化水平也很高，读过很多古书。说话中她有意把“他”字读成古音“歌”韵。

我在财院读书几年，只听过这位院长几次报告。当时对我来说，他就像珠峰一样，云遮雾罩，很神秘，高不可及。

我们那个班

我们班只有有四十三人。来自湖南省的各个县市。开学后我们的第一次活动便是在团支部主持下举行班会，分组讨论，发言时每个人都先做自我介绍。那次班会有几个同学给我的印象特深。

临时班长大章。常德县黄土店人，三十多岁，是被动员参加高考的农村干部。他头发散乱，脸上有皱巴巴的褶，开会时的坐相不大好，跣着一条赤脚板，踩在椅子的坐板上，抽着用废纸卷成的烟。他像说别人的事一样说自已的经历：
“…..我受过留团察看的处分，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搞腐化…..”

那个时代使用的“腐化”是指男女关系错误。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丑恶行为。对乱搞男女关系情节严重的，一般都由工作单位或街道组织报送政府后送去劳动教养二到三年，不像现在这样人性地看问题，不把男女关系问题当一种罪恶。周说得很坦率。因为他的留团察看处分高考前就解除了。这种坦率表明他诚恳地认识和改正错误，过去的事已如昨日死。他说完了又抽烟。

在发言中，有一个女同学杨细媛也留给我至今不灭的记记忆。杨细媛戴一副不浅的近视镜，剪短发，额很宽，是一个疏于打扮自已的女子，比一般女生多了些思想，少了些女生的文静与蕴藉。她的字写得极为潦草，在第一个学期结束时，她的几份考卷都使老师无法辨认，以至于不得不把她请去说清楚，但她的考分每门都是优秀。杨还有一本日记至今保存在我的书柜里，那些字我直到现在无法认识。她在发言中说她报考的不是经济类，今天被录取到财院，真是出人意料，以后慢慢建立对所学专业的兴趣。

刘高焯。湖南衡阳人，个子不高，临时班干部，比我年纪大，显得老练、成熟，在中学就当过团支部书记。很会讲马列主义。在讲当前政治形势时，热情歌颂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讲话的时侯，指手画脚。

班长周是我们这次班会的主持。这会一直开到第七节课，已是吃晚钣的时候。他在散会前还严肃地说，请团支书“做指示”。而这个团支书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接受了“作指示”这三个官埸话语中分量极重的语词，神态严肃地讲了话。这个同学似是超越一般同学的学生领导。

随着时间久远，记忆中，时光把最初铭刻在我心镜上的这几个人风化得只留了这一点点特征。

周大章这个当时看来平庸的人，上个世纪国家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后，在一个很有名气的卷烟厂担任了审计处长，我曾去看过他一次。

杨细媛毕业后的遭遇很不好，她因爱慕同班任蔼堂同学的诗作，毕业时受到整肃，分配到湘潭市一个电器厂当会计，文革中受到批判郁郁夭折。当我在财院同学录看到她的名字时，已经被黑框了，我深为可惜。

刘高焯在北京的一个什么管理学院担任系主任，80年代我为一家财经杂志撰写文章时，曾见过他也在这本专业刊物上发表的文章。

而团支书则在北方的一个部级国有企业担任财务处处长、总会计师。

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因为有了当时财贸学院授予我们的学历包装，到上个世纪改革开放时除极个别外，都混得有头有脸，不是会计师就是财会长、教授…就像上面提到的那两位，定位在社会坐标的亮点上。他们中的多数人没有人生的大起伏，活得很顺畅，平稳和滋润。

和六十年代的毕业的大学生一样，我的这些同学把自已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曾扛起了国家一个时代赋与的担当。

我们那个班到校人数为43人，到毕业时正常毕业人数只有37人。有两人不满学校办学状况想尽办法中途退学，一人在财院开学时望了一眼就走了。毕业时有两人被划为反革命份子送公安劳教，有四人被定为“反动学生”，其中两人送国营农场劳教，一人留校劳动考察。一人戴帽参加工作。

顺便说一句，七十年代末，这六人遭遇各不相同，除一人在“文革”中被枪毙，其余全部平反，成为教授，公务员或是高级会计师、算是成了“正果”。

这几十个人能够学习一堂，共渡四年，也算是一种缘分，老百姓说“同船过渡八百年所修”，那么我们这一群青年的缘就不知修了多少刼。但后来在1964年《清理反动学生》的政治运动中，在系总支的指挥下，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发起了猛烈的批斗，上面那几位同学跌入了苦难的深渊，多年不见天日。

任蔼堂同学

这些同学中对我影响最深最大的便是姓任的长沙同学，任个子不高，一幅高度近视眼镜在宽广的前额下闪着深邃的光。任既任性又胆小怕事，会读书。他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个起了重要影响的人。

我与任是在课堂上互相了解的。记得有次上化学课，一位高级工程师在课堂上为我们讲授着波尔电子云理论，我与任蔼堂坐在一排。任蔼堂当时面目黎黑，沉默寡言，仿佛揹着好重的思想包袱。听了一会儿课，我们便在一张练习册的纸上笔聊起来。笔聊中我了解到他也是“包办”到这所学校的，他原来报的中文，有志于文学，后来被财贸学录取改学“贸易经济”。和我一样，十分勉强。对所学的专业毫无兴趣。对这所学院不尊重学生的自愿强行录取的做法的大为不满，对学校的现状心存危机感、压抑感，打算退学。因而我们同病相怜，又“臭味”相投，后来便交从较多。

多年后他平反重返湖南财贸学院，艰苦著述，熬成一个白发苍苍的大学教授，曾参职省政协委员。我们不但同学四年，还在常德国营西洞庭农场一齐劳动三年，后来又一齐下放当知青七年。可以说我们是几度“同窗”。

1960年的国庆

这个日子是我生命中一个有深度的日子。一段艰苦岁月突然从天而降，因此我能牢牢地记住它。这个艰苦的印迹划得很长很长，有两年，像一条装满了苦水的沟。

从这一天开始，饥饿像温疫一样蔓延开来。“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这三个被官方宣扬成“三面红旗”的法宝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黯然失色。

那一天上午长沙市高校的学生都集中在麓山下的湖南大学广场上举行集会庆祝活动。广场上红旗招展，广播里传送着天安门广场的庆祝实况，学生们都穿着上白下青的盛装，湖南大学学生的基干民兵英姿飒爽地持枪担任着警卫。集会结束后，我们观看了广场上的文体表演。到下时分，天空刮起了寒冷的秋风，风从岳麓山上压下来，扫荡着广场，让人强烈感到了衣衫的单薄。于是我们便三五成群地回到学校，这时还不到吃晚饭的时间。饥肠辘辘的感觉十分明显。我和几个同学走到石佳冲那家饮食店想吃碗面，但那里反常地早早打了烊，我们又折回到副食品店想买些饼干，但当我们进得门去，昔日充实的壜壜罐罐中那些桃酥饼干，今日已被刨了底。昔日那些剩余的饼干渣渣以前是不要粮票的，今天即使拿粮票也买不到了。

这让我回想起上午游行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调干班的学员急匆匆地离开会场赶回学校去，原来他们是早已得到了一个信息，凡属和粮食有关的副食供应从明天起将嘎然而止，日常的生活消费品也将凭票供应，人民币的购物能力被配额的票证进一步制约，这些抢先得到了消息的人便赶在灾难降临前去商店抢购，屯集一些日用品，那怕是一点点也好。

那天我身上还有一块钱和一斤粮票，学校假日只吃两餐，现在早已过了下午四点半这个开餐时间。我手中的钱和粮票，成了不能为我分忧解饿的无用之物。这个国庆节我们只吃了一餐，我怏怏不乐地在饥饿中盼望着明天的早饭。

“苦日子”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我们那时的人把这以后开始的近两年的生活叫做“苦日子。过苦日子期间，粮、油、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近年来中共党史记载的资料，1960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程千分之百，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

“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这在当时是个很严肃的话题。

苦日子过了一段时间后，经济形势越来越严峻，城市对居民的供应不但缺粮而且缺油，猪肉只能在梦中相逢，至于蔬菜也经常断档。当时我们的大米定量指标男生为月供33斤，女生为30斤。这个指标国家粮食部门已经无法保障了。为了动员我们自觉地把这个指标减下来，我们以这个论题开展一次全院总动员，进行了两个下午的分组讨论。

“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其实就以政治的高位势态来动员我们放弃原来高的口粮指标。这个命题暗示我们，政治思想不好的人接受不了苦日子的考验，反对和抵触节约口粮，将会成为个人现实政治表现的一个污点。

把思想搞“通”以后，每个人将逐一表态要减少多少口粮定量。

我们的讨论都是放在晚自习进行。我们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地坐在寝室里。有政治辅导员掌握会场，有专人纪录，然后逐一发言。发言总是先谈认识。

那个冬天有些寒冷，因为一个多月的缺油缺粮缺菜，人们的身体已发生了营养透支，人们的御寒能力开始下降。已经开始出现浮肿了。

第一次小组讨论中有的同学自报愿意节约一斤，又有同学自报节约两斤，后来自报一斤的同学觉得落后了，又表示还要节约二斤，会场的气氛有些悲壮，但最后达成共识，男女同学都节约三斤。

但是这个三斤没有达到上面的要求，第二天晚上大家又继续讨论。

这时一个叫曾谷梁的同学站起来发言了。曾戴一付白框架的近视镜，身瘦而高挑，穿着解放军的黄色上装，讲一口道地的湘潭话。他右手叉在腰上，激昂地说：

“同学们，这几年由于百年未遇的持续旱灾，由于苏修的破坏，我们国家的经济受到挫折，发生了大的困难，我们大学生应当为国家分忧解难！我认为我们大学生的粮食指标太高了，每天吃饭的时刻，一想到全国人民，我都觉得难过！”当他说到现在中央领导人也正与人民共渡时艰时，他激动得痛哭流涕，拿出手帕，擦了擦眼泪鼻涕：“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再吃肉，餐餐吃马铃薯了。”

说到这个令人激动处，曾左手在胸前一挥，崭钉截铁地说：“我看，我们的粮食指标还可以降下来，我决定每月只吃21斤！。”他这个卫星一放，弄得全场哑然无声。

尔后，在发言中大家都异口同声的重复着这样一些话：

当年红军过草地雪山时以雪解渴，吃野菜充饥，现在我们再苦，比起先辈们吃过的苦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不仅不算苦还是很幸福的。又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现在也坚持不吃肉，吃马铃薯，还要为全国人民操心，我们年轻人少吃几斤米有何不可以的？

思想打通以后，我们的口粮一月定为27斤，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每人每月再节约两斤支持国家建设。于是我们的口粮指标一下子下降到月供25斤。

苦日子中的那些事

煤炉记忆

由于口粮骤然下降，又缺少食油和蔬菜，让我强烈感到了能量不足。除饭量特别小的女同学外，大家都喊饿。饥饿使有的人虚胖，得了水肿病，皮肤一按一个坑，半天才能恢复；有的得了肝炎，全身乏力，肝区疼痛；有的女老师女同学月经不调，统称为三病，是当时的流行病。

由于食不果腹，我觉得这一年冬天特别寒冷。那时我棉衣单薄，坐在才四十多人的大教室里听课，只觉得背上像在不断地淋着冷水…..25斤口粮分配到每天只有八两饭，蔬菜少而不见油水，餐餐食不裏腹，成天肌肠辘辘。有时家里会给我在信里寄一点粮票来，但信常常被偷粮票的人偷走。

为了保存体力正常上课，这时学校贯彻了国务院劳逸结合的指示。我们不再做早操了，体育课学习一下太极拳了事。每天上完课同学们就迫不及待的跑回寝室捅燃煤炉取暖。财贸学院的干训学生多，我们也同他们一样，每间宿舍都安排了一个煤炉，煤可直接到锅炉房去撮回。这个煤炉除了供取暖，我们还可以用磄瓷脸盆在上面煮食物。这些食物都是从校园附近的农田里觅得的菜根、菜梗，有时候是从附近农田的水塘里摘来的茭笋，将它们撕碎后拌和着从食堂端回的白饭煮成菜粥，用以抵挡胃的饥饿感。

这温暖的煤炉后来被总务处收回了。原因是有一次不知是那一个寝室没有把煤炉的余烬处理好，结果将地板烧了一个大洞，幸好发现及时。

失去了煤炉，一天到黑都觉得寒冷和饥饿，我盼着赶快放寒假，回到家里去。

食堂风涌

每到开餐时刻，食堂门前便挤满了人，拿着碗筷看着食堂工人为一张张餐桌分发钵子饭。每桌八钵。那些钵里的饭有的因放水多了些而显饱满，有的则因饭粒干硬而显得少很多。当食堂大门一打开，人们就涌进食堂直奔自已的饭桌，争抢那看起来多一些的。饥不择食时，一小钵饭只需几口就吃完，然后才依依不舍地走出食堂。

由于吃饭时人们蜂拥而来，便常有因有人顺手牵羊多拿饭的现象。我用餐的饭桌接近调干班的，有几天我们桌上常常少饭，每每少了饭就要去找食堂管理员，这时管理员就要和发饭的师付一齐来现场察看，盘查是否是我们自已分吃了。最后发觉是在涌挤中有人乘混乱把饭拿走。

后来那个经常抢吃别桌饭的人终于被发现，这个人是一调干学员，他几乎在十秒钟以内就可将一钵子饭吞食完毕。吃完后，他便把饭钵子藏匿在衣服内，再拿上他自已的一份堂而皇之走回宿舍。他个子明显高大，食量超人，因为实在抵挡不住饥饿而屡教不改，最后被学院送到学校农场劳动，让他在那儿等待处理，

后来这个人被开除了学籍和干籍，处理相当严重。

听人说这个人离开财院时，心情很坦然。他说，丢了这份工作，也不过就是丢了每月三十多元工资，这点钱和还不及当时自由市场上一只鸡的价格，他说他只不过是丢了半只鸡。那时，很多国家公职人员常因此而自动离职。

最善于偷饭吃的便是中专班的那些小鬼。他们专偷那些食堂存下来的冷馒头。当时有个学生做了一根长长的竹钩竿，竿的尾梢上缠着一铁勾，每到夜晚便悄悄来到食堂厨房外边，把铁纱窗弄一个洞，然后把那些冷馒头钩几个出去。躲在学校对面的一座小山上吃光。后来学院保卫科发现了那个纱窗上的小洞，便派人在那儿蹲守，终于破案。

排长串

省城笼罩着一片萧条。市场供应空前紧张。只有酱油和“甜酒”可以敞开供应。但是买酱油要排队，因为酱油不仅是调味品，因里面含有一些氨基酸，被视为是当时最佳营养品，打酱油的人很多。那年冬天，每个星期天，在左家垅到荣湾镇一带，都可以看到一些学生和老师尽力把脖子缩在大衣领内的围巾里，提着瓶子在瑟瑟的寒风中默默地排队买酱油。

饮食店只有一种清澈见底的掺了糖精和少许酒糟的汤水出售。饮食店的大门旁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甜酒大量供应，三毛钱两碗！”算是对饥民的赈济。当时不少人以这种水汁充饥，有些暴饮的便浮肿起来。

当时的城市是一个什么模样，任蔼堂曾写过下面的诗行：

电影院前蠕动着一条长龙

饮食店里挤得满满密密

“糖精甜酒糟汤稀

三碗两毛尽量吃”

“小心扒手！”

处处贴着这同样的警示

牌子旁又贴着“向雷锋学习”

这几行诗我至今记忆犹新，每当我走在繁华的五一路时便会想起这诗而重现当年。

当时在长沙市内排队成风。有个星期天我过河去黄兴路闹市区，刚下轮渡，便看见五一路有一支长长的队伍从黄兴路口排伸过来，我以为是买食品，便也加入其中，我问前后的排队人买什么，他们也不知，只是排着。那时候人们手上的钱买不到东西，人们担心钱会变成一张纸，所以在街上见排队就不问青红皂白挤进去，排队时人挤人，小偷小摸混迹其中。那一次排队我什么也没买到，还丢了一双手套，等轮到我前面时，才知是这个队是从公共厕所里排出来的。

精神会餐

由于劳逸结合，功课很轻，政治思想工作开始宽松，到晚上，我们便躺在床上自由聊天。谈得最多的便是“吃”。那时人们把这样的谈吃的活动叫做“精神会餐”。

有一天晚上就寝时，我们几个同学蜷缩在被子里，不知是谁说起湖大一个华侨家里给他寄了500斤饼干，大家都啧啧羡慕，这时有个同学说道如果我能吃顿饱饭就好了，如果我能活到不要粮票那一天，死也瞑目了。接着便又有人马上接了话茬，这人讲了他一年前在长沙饭店吃杂烩的情景，说得美滋美味，引发得大家吞咽着流溢的口水。接着便有第三个，第四个发言，发言的时候“美吃”这个主题像磁石一样牢牢吸引着大家。那晚我就在这个热烈的诱人的“精神会餐”气氛中进入了沉沉的梦乡……我回到了家里，妈妈给我烧了一钵红烧肉，我津津有味地吃着，后来口舌便渐渐地酸起来，当我依依不舍地放下碗筷时，头下的枕头竟有一半被梦中流出的口水浸渍得湿津津的。这时口更酸了，肚子更饿了，我无法入眠，回味着久违却又刚在梦中复现的美味，只是听着湘江对岸打米厂传来的机器突突声。

在饥饿中向往“吃”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越谈吃往往越饿。那时人们把这样的谈吃的活动叫做“精神会餐”。后来精神会餐活动被系总支明令禁止，认为是对现实严重不满。

辟谷

自从我们的口粮指标压缩到月供25斤后，曾谷梁同学的表现一直不同寻常。他每天读着《甘地自传》，有时什么也不吃，像甘地一样只是喝水，可以静静地一连两天辟谷。“简单的生活，崇高的思维”，是甘地的名言，他似乎想做一个甘地那样的政治家。当一个国家遇到经济困难，人民连日常的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每天都在想什么伟大的话题，并为之走火入魔。

他常做的运动便是打太击拳和静坐。他修炼起来专心致志，可到旁若无人的地步。有天晚自习前他去锅炉房打一桶热水在寝室里烫脚。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寝室。他对我神秘地说：“王，知道吗，现在饿死了好多人！有人买包子吃时，发现里面有人肉骨头。”又说，“中南海现在歌舞升平，毛大伯晚上跳舞时很多文工团的姑娘陪伴，跳出了汗姑娘们就用手帕给他老人家揩汗。”我只是听着，更不敢附和，弄不清他这些消息是从哪里传来的。

记得第二年开春油菜开始结籽时，曾同学经常在学校附近的油菜田里采来一些籽荚生食充饥。有一次我也试着采来一些，但很难入口。

后来他因营养性肝炎休学一年回家了。

舞会

国家经济严重困难的那两年，人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似乎呈现出一个反相关关系。越是没有吃的，思想环境就愈益宽松。那时文化市场开始解禁，可以看到香港电影，有些所谓黄色歌曲也变成了灰色的，偶然唱一下也不会有政治干部来批评。财贸学院一直是禁止学生举行舞会的，现在已经允许在学生中举行舞会了。

我擅长演奏二胡和小提琴。我的乐器演奏技艺，使学校工会一位专职干部认识了我们，我们便常常被请去为相邻的湖南省委党校周末的舞会担任伴奏。在那里做舞会乐工可以有一餐夜宵招待。此外我们还能轮番下舞池跳舞。

党校的舞会多是为那些来这里学习的县团级党政干部举行的。女伴多是省医院的一些年轻护士，或者是省歌舞团的女演员。有时也放录音。那些跳舞的领导们一般都穿着当时流行的呢中山装，散发着高官气息。他们跳舞时都很投入。当时有一只周璇演唱的《天涯歌女》已经解禁，一当这首歌曲响起时，他们便会在朦胧的红绿灯光中搂着女伴，款款移步，闭着眼睛陶醉在靡靡之音中。

相比之下，我们学生举办的舞会就简单得多了。舞厅通常是在上大课的教室，学生们把那些课桌椅搬开，就有了一个宽敞的舞池。由几个人组成的小乐队就坐在教室的一隅，乐器也很简单，二胡、手风琴、短笛和小提琴，再加上钹和大鼓就拼成了一个乐队。跳舞的人很多，调干学员、教职员工都参加。有时跳到下晚自习，同学们便到附近农民家里买一碗煮熟的白萝卜充饥。

狂歌滥舞

文正同学来自湖南耒阳。年龄比我大很多。小眼睛，一个瘦瘦的个子不高的人，来校前便结了婚，并有了几个小孩。文出身贫下中农，家在农村。

文在过苦日子期间经常不上自习课，带着一个布兜到学院附近的农田里拾捡那些遗落的菜蔸，有时还下水塘扯农民的蒿笋，回来后，便掺着一小碗米饭，用一个洗脸盆煮成一大锅粥。然后坐在那里邀请同学们会餐。

“哈哈！我们要向红军学习！吃草根，吃树皮！”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那时每个星期六才有舞会。平时吃过晚饭，大家闲得无聊，文正南便在寝室里一个人狂歌滥舞。有一次文在寝室里搞笑《十送红军》这个红色歌曲，头上顶着一块毛巾，嘴角上粘两条红纸，像扭秧歌似地走十字步。一个同学为他拉二胡伴奏，其余的人则敲着饭盆子打节奏。

文在唱这首歌时每一句唱词后都要加一个尖利的“呕”。

“一送那个红军，呕！介支个下了山！”当他尖叫这个“呕”的时候，他还要十分誇张地把屁股摆一下。通常在这时候寝室里会爆发出哈哈大笑，人们笑得捂着肚子，前俯后仰。忘记了饥饿。

这时邻舍看热闹的人常常把宿舍挤得水泄不通。

有一次唱到十送红军的最后一段，文要收场了。向大家宣布说：“本来还要唱十一、十二、十三送。但国民党追剿的军队来了，今天就只能唱到这里了。” 他忽然叫道：“白军来了，快撒离吧！”便嘎然停下，

寝室里又是一阵大笑。

1963的的下期，班团支部不断开会进行生活检讨。文正南那一阵一直闷闷不乐，被系总支叫去“谈过”几次话，从那以后，文不再狂歌滥舞。他把全部心思用到了专业学习上，他想在专业上寻找他的寄托，寻找逃离现实的精神家园。夏季时，他摇一把大蒲扇，他在扇子上薰了三个大字“蛀书虫”，表示他不闻窗外事。

文同学后来也没分配工作，不知什么情节被留校作为“反动学生”劳动考察两年。

营养食堂和长征精神

城市里的人群犹如蚕房中挤密压密的饥蚕，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匹桑叶维持着生命。由于浮肿、肝炎和妇女病的流行，财贸学院便专门为这些同学和老师开设了营养食堂，有病的同学持着卫生科医生开具的证明，住进营养食堂。那里有一些黄豆、面条、糖和蛋供应。一般十多天后轻号便可出院。

当时同学们思想中有不少疑问。不是说粮食多得吃不完吗？为什么转眼间全国人民就挨饿了呢？我一位外校的同学家在农村，有一次他对我说，都是“大跃进惹的祸”。而报纸、广播和上面的传达都说是苏联逼债和天灾造成的。到后来知道情况的人便保持沉默了。就是家里有亲人饿死，对“人祸”也深有体会的人也不敢说话了。对于那些宣传，有些人深信不疑，有些人半信半疑。尽管如此，在那激情似火的年代，面对苏修和老天爷造成的困难，我们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没有向困难低头，都有决心迎难而上，勒紧裤带过日子。

吃不饱怎么办？地里的野菜、榆树上的榆钱、槐树上的槐花、木槿树上的木槿花，都成了我们的果腹之物。有个教工饿不过了，揹着枪在山上打鸟吃，被学校通报禁止。后来国家开始货币回笼，荣湾镇有了不要粮票的高价食品，那些东西真贵呀。一碗只有几片萝卜的汤要三角，一个小小的藕丸要五角，还有高价发饼…..我们这些穷学生哪里有钱买。

学校请来一位老红军作报告，要求大家学长征精神，发扬红军传统。我们那时虽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的确在向革命前辈学习。在革命精神鼓舞下，全班同学没有一个被饥饿压垮。1962年之后，形势好转，终于结束了那段勒紧裤带的日子。

此心是如何安定

随着苦日子向纵深发展，我越来越想退学回家，打算明年再参加一次高考。我经常装着失眠，去卫生科看病泡病假条。有时我也真是失眠。那时没有舒乐安定这一类抗焦虑的镇定药，医生常开的便是一种叫做“氯丙嗪”的药片。去卫生科多了，那位常给我开药的医生有一次终于答应我的请求，休学一年。这让我欢喜欲狂。但是当我拿着那张建议休学的病情证明去找班主任时，我被拒绝了。

我当时的班主任老师是一个叫做王灿坤的行政干部。这个人精明得很，他知道我是不安心专业。对我的休学要求不予理睬。他软硬兼施地安抚我。有一次他批评教育我说：

“王，干革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可是你却把根扎在了万恶的个人主义上面了，不是无条件地把自己献给革命事业，一个人若是专打个人小算盘，个人的欲望越大，同党的矛盾就越大。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为了寻求人出路，他就会反党反人民…..”

要求退学，在湖大、师院那边比较松动，可是在这所干部学院却会被上纲上线到如此严重，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知道我的退学愿望不可一蹴而就。

王灿坤一方面批评我有严重的个人主义，说休学不是正确的出路，另一方又问我到底有什么困难。过了一些时间我又去找他软磨，提出家庭经济困难，助学金太少。没多久，他就把我的助学金提高到甲等，学费同伙食费全免。班主任的思想工作做到如此种度，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在财院读书的事就这样勉强拖下去。

捉兔子的哲学

第一学年结束后，全国开始了一个叫做“整顿、巩固、提高”的国民经济的调整过程，好多在大跃进中办的学校纷纷下马，那时我巴望着湖南财贸学院也下马，但出乎意料，这所学校不但没有下马，还走上了壮大的道路。当时其他省如甘肃、四川等财经院校纷纷关闭，学校便抓住这个时机，由人事处长带领一拨人四处网罗那些学校的师资，一时，财院教授云集，从基础课、普通课到专业课都有了专家，学校一时繁荣起来。而我们这些按各种专业名称招来的学生，也不征求我们的意愿，就统一划归到会计学系了。我和任蔼堂对会计工作毫无认识和好感，我们大部分时间不是在上课，而是在上课时间偷偷阅读着文学类书籍。当时我和任已是出了名的不安心学习专业的人，有时老师明知我们在看小说，也睁一眼闭一眼。

晚自习时我们是在寝室自习，不许到图书馆去，因为一去就不知我们到哪里去了。在寝室自习便于对我们的管理。尤其是对我和任这样的不安心专业的学生，我们在寝室里自习只要一看文学书籍，就会有班干部出来干涉。所以我们深感不自由。而我们一旦提出抗议，表示看一些课外书籍不会影响专业学习时，他们就会反驳说，两只手只能同时捉住一个免子。这时我们就会辨解说，两只手也能捉住两个兔子，可以先捉住一个捆起来，再去捉另一个，弄得那些班干部哑口无言。为了证明我们的话是正确的，我们一到期中考和期末考试时，就拼命认真复习。

这个班就有这么一个奇怪的风气：你可以学习不好，或者做完了作业可以坐在那里无所事事，但绝不允许看课外书籍。

说实在话，我们那时学的那些专业基础课程实在是些很简单的基本知识。教材简易且含量不多，和现在小中专教材差不多。一个学期下来的内容，应付考试只须几天就可搞定。记得二年一期我们开了一门统计学基础，教材是一位讲师编的，每次上课就打印几页发给我们。我不但上课不听课，下课后竟将那些因而讲义全部做了卫生纸，以至到考试时连枪都没的磨了。后来那位老师知道后，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把他的讲稿全部借给我复习，我看了两三天，还考了个90多分。由于我们的考试成绩常常在班上名列上游，有时还独占鳌头，这使得那些爱管闲事的人对我们公开花大量时间去玩文学无话可说。

几位难忘的老师

这几位老师分别是那位统计老师、徐雄教授、钟自能教授和艾天秩老师。

上文提到的那位统计老师，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姓名了。但至今我都记得他那憨厚本分的样子，我糟蹋他老人家的讲义，让我愧疚至今。

徐雄老师我会在后面讲到。

钟自能教授

钟教授是广东中山人，虎眉隆鼻，高颧大颡，讲话时声音略微沙哑，待学生极为和善。在课后经常抽他自卷的烟叶，此烟香气扑鼻，至今我还能闻到那种令人难忘的时浓时淡的幽幽香味。有次和他聊天时，我问教他烟香何能至此，钟教授告诉我那是从尼罗河畔寄来的极品烟草。平时我不做作业，常请人代笔或抄袭，钟教授可能知道，他在告诉我有关卷烟事情之后，又淡淡对我说：“要抽时间看看专业书”。但是由于对诗歌的痴迷，我大部分时间仍然没有集中在专业上。

二年二期《工业会计》的期中考试中我只得了74分，钟自能教授在分析考试情况后说：“有的同学记忆力真好，甚至可以按教材一字不漏地背下来答题目……”他停顿了一会儿，在大家轻声议论猜测是谁的时候，钟教授走到我身边，缓缓地拖长声音说：“王湘平、任蔼堂，我说的就是你们两个。”接着他指出：“你们将补发的材料都弄丢了，原来书中的内容，因会计制度改变已不适用，所以有道题目你俩没有得分。”在老师的委婉批评中，我体会到了一种深沉的关怀期待。

应当说我和任蔼堂在当时都是被认为有一些天份的人。我们既执著于文学，又要把专业应付得更好，虽要听很多闲话，但也过得充实。我们就这样在学习上从一个强制性很强的体制内，拼开了一条裂隙，让个人兴趣——文学，它的嫩芽艰难地从这裂缝中伸了出来。

艾天秩老师

在我第一学年这段时间，虽然那些专业基础课枯燥无味，但这个学校却有一个教学强项令我产生兴趣。因为这个学校曾是一所财贸干部学校，在马列主义的教学中有几位品牌老师，听他们的课使我觉得增长见识。

其中有一位叫做艾天秩的老师。他是财贸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主任。在这个干部学校的核心教研室里，当主任的人当然是中共党员，他们坚守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第一线，是思想先锋和战士，和中共政治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在学校他们是党的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是政治传声筒，因而上级对他们极为垂青，这个科室及主任通常都享有较高的行政级别。

艾的授课让我大开了哲学眼界，使我产生浓厚的哲学兴趣。艾只给我们上过几次课，每一个新篇章，都是由他来揭开序幕。

他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是艾思奇编写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绪论。那时他穿着一个中式学者的布纽扣对襟袄子，手持一把朱砂紫茶壶，园口青布鞋白襪。他有一个宽高的额，长着一圈青悠悠的络腮胡子，配上那一口流利铿锵的京片子，使他站在讲坛上有叱咤风云的李大钊气势。他演绎人类的古今思想史上的风云，从孔夫子、老庄到孙中山，从史密斯亚当到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马克思，无不在他的指点之下，或褒扬，或贬抑，或批判，口若悬河，雄辩滔滔，叫你耳听不烦。我还记得他讲哲学中否定之否定律时的一段演讲：

“否定之否定规律，”艾端起紫砂壶潇洒地吮了一口水，接下去说“同志们，” 他仍象在党校演讲那样习惯地把听众称为“同志”，表示台上台下是一个高地上的尖兵，一个壕坑的战友，一个火线上的生死与共。这样的称呼让不少同学心里热乎乎的，感到来财贸学院读书已成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为此心中升腾起无尚的光荣感。

艾接着说：

“它又称为肯定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事物的发展是通过他自身的辩证否定实现的。事物都是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的统一。当肯定方面居于主导地位时，事物保持现有的性质、特征和倾向，当事物内部的否定方面战胜肯定方面并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时，事物的性质、特征和趋势就发生变化，旧事物就转化为新事物……”后来，他把这个规律的话题引申到人类社会，引申到哲学最本质的思考，对生命的思考，他有些无可奈何又有些悲壮地说；

“就我们一生来说，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存住坏空的过程，我们每个人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向死亡迈进。大而言之，我们整个人类也如此。这个历史实事，曾让多少诗人文士感喟！昔者苏子与朋友泛舟于赤壁之下，他的同伴曾悲观地羡长江之无穹，哀吾生之须臾，但苏子却有大智慧，他深入其里地说：‘客亦知乎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子这里的变与不变的观点，已经隐隐约约的走向了这个二次否定。其实古人只看到了我们人类，如果把视野放得宏阔一些，有一天太阳将要否定自己的，到了那时候，地球会变得愈益寒冷，人类将会向赤道猥集，最后地球冷却了，人类也随之消亡。但同志哥，不要悲观不要失望，不要无所作为，人类会在另外的星球上出现，在火星上或者是什么星球上……”

接着讲坛下便有学员递上字条，问那时火星上还有辨证法吗？

艾看后，略为沉思便哈哈一笑，说道：“这个问题提得好！”

他吮了一口壸里的水，不假思索地闪答说：“这无异于问我鸡还是不是要生蛋？——我要说，哪里有人类，哪里便会有马列主义。哪里就会开出这人类铁的智慧的花朵”

艾天秩的演讲嬴得满堂掌声雷动和人们的仰慕。他演说的风彩，让他在师生中享有“艾马列”的外号。

那时我爱读毛主席著作。有一次上党史课，他赋一个题目“论中国工农红军向井岗山进军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要同学们写论文，当时我写的那篇文章从必要性和可能性两方面进行了阐述，史料翔实，逻辑谨严，艾还作为优秀论文在大课上传读。自此，艾便对我有了一些印象。

我对艾曾有过良好的印象。但这个印象两年后便彻底崩溃了。1964年我们学院开始清理反动学生，我是对象，艾不但将我们的诗刊定性为“低级、下流、反动”，同时还颠倒黑白，硬说我那篇论文是与反革命分子陈某勾结，为他们上山下乡打游击所做的军事理论准备。

诗刊《晚玫瑰》

我爱好文学，也许文学永远是青年的朋友，我们通过拥抱文学来拥抱生活，最容易被文学所感动而堕入狂热。以至于发展到不切实际地梦幻着当一个作家。

我的文学梦不合时宜地绽放在中国1961年和1962年，那几年对文人知识分子来说，似乎又是一个早春天气。在遭受重大灾难和挫折之后，国家和社会不得不转入到“调整、巩固、提高、充实”的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政策的大调整，文化、科技、教育、学术诸领域的调整也随之进行。陈毅和周恩来于1962年南下广州，发表了让文人知识分子感到精神振奋的讲话，鼓吹为中国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一时整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又宽松起来。当时的思想政治工作宽松了些，最令知识分子感动的口号便是“三不”政策，即“不抓辫子，不打棒子、不戴帽子”的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环境。我们相信这个口号的真实性和永久性，因为这些话不是空穴来风，是由国务院的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等领导人在知识分子大会上做的重要讲话。

当时我们已写了不少诗歌。我们想展示自已的作品，便想自己出一个刊物。我不认为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把自已的诗作通过办刊的方式传播有什么不妥之处。

我们的第一期诗刊《晚玫瑰》，由我一手操办，几乎没有与任何人商量。我设计了它的刊头，组织了稿件，请了会计第二班一个叫做冯饶彬的同学刻版，就在学院文印室开印了。

第一期《晚玫瑰》只有一页，比现在的***4纸大一半的版面。刊载了我的两首诗，任蔼堂的《中秋》，还有同班同学阳国庭的一首，师范学院中文系及会二班一位同学的诗。下面我选录几首，供读者了解。

梦 朱华生

月儿呀，你为啥这样看着我？/是传递她的相思，还是 /把我的心思向她诉说？/星儿呀，别总是不停地闪烁，/做我的眼睛吧，在她心底点一把火/风儿呀，你在和叶儿低语着什么？/若是带来了她的消息，/快贴住我的耳朵。

晨默 阳国庭

好露的草呵，好草的露！早呵，你吃着露草的牛儿！瓜棚下的耕夫，又在撒播新种了，行子拉得这般直，多美呀！农夫默默地整地，牛儿默默地吃草，我也默默地看书，我们默默地一早！牛儿呀牛儿呀吃饱些，明春的大地，全靠我们去耕种呢。

显然，这些诗没有突出政治。没有歌颂美好的社会主义，这些诗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自然不是问题。但在突出政治、大讲阶级斗争、思想文化界流行着专横、文艺批评标准单一的当时，却犯了大忌。

也许我有一种天生的书香癖，一嗅到报刊的墨味，便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当我把这些成果兴冲冲地拿到宿舍时，我有了一种成就感，似乎真正成了一个文学青年。一个年轻诗人。这个年轻诗人正信心十足地向前走着，缪斯欢快地挽着他的胳膊。

不久，任蔼堂把版面扩得更大了一些，写诗的人更多了。我们合作出了第二期《晚玫瑰》。这些诗刊印好后，便分发到同学老师。当时想提高这份刊物的知名度，我曾给外校一些同学写信说，希望它们广为传阅，发挥更大的“经济效果”。

我们的诗刊发行面很大，除了给本院的专业老师外，都由每期上发表诗作的同学展开成一个下传的发行网络传播着，在湖南大学、师范学院和长沙市一些社会青年中颇有影响。甚至还流传到境外。当时有位教授看了这份刊物，连声称赞。

我曾对一位同学谈起，诗刊《晚玫瑰》之“晚”字，意是说这份刊物风格和内容与晚报之“晚”意识相同。

我主持诗刊只有两期。便急流涌退了。原因是有一天我去湖南大学我表妹那儿，她告了我一个令人恐惧的消息，她们学校保卫科把这些诗集搜走了，后来湖南师范学院也传来类似说法。我心中便害怕起来，回校后我对任蔼堂说这诗刊办不得了，可能要惹事生非了。任此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两首诗作，或许是正在兴头上，他顽固地认为诗刊没有什么问题，他将其改名为《诗瓶》继续办了下去。改版后的诗刊比原来版面更多，写诗的人也越多，多了一些“突出政治”的作品。

刊印《蚀璧译丛》

继出版诗刊“晚玫瑰”之后，我与任蔼堂又出版了“蚀璧译丛”这本小册子。《蚀壁译丛》是一本翻译练习。

如果要论翻译技巧和创新，谈不上什么特色。但到现在我都回忆不起、求证不出我出这本该死的小册子的政治方面的动机。我只是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多翻译练习，中文老师和外语师看了觉得还不错，应当它们集结起来，便有了做一次检阅责任感，我在后记中说道：

“编完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我如释重负喘了一口气，听了窗外的响声，风儿正敲着树木，屋檐还滴着沥沥的雨珠……对于我们的诗集我并不敢有什么奢望，我们只希望它在朋友们中像那风声，像那雨声一般鸣响，给他们无论怎样的情丝。

书中的古诗部分是我和任蔼堂合译，第二部分是他的英译诗，第三部分是我的俄译诗。无论从外文和中文来看，我们的水平都十分低浅，当然这只算是一本翻译练习，衷心盼望得到友人及老师的指教。

末了我还想说一点：这本书的译者是未来的财会，倘在苏联，就叫“经济工程师”了。但缪斯偏偏给了我们一根芦笛，不管吹得怎样，我们是要吹下去！”

这篇跋写得很糟糕，字里行间透出的不热爱专业和对文学的执着，简直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更没想到把这种决心宣示出来，会有怎样的后果。而诗集《蚀璧译丛》之“蚀”的意识，是想表明原来像璧玉般完美无暇、艺术价值极高的名诗，一经我们这些毛毛小子的翻译，就会像月亮发生月蚀变得暗淡无色，流失了很多的艺术色泽和思想内涵。

《蚀璧译丛》中的译诗在那个时代出现，本身是与主流文艺思想背道而驰的。而我们的创作虽是一种纯粹的文学冲动，绝无政治目的，可是有些原诗中的句子，译出来又无法让一些过敏的人打消影射、比附的分析。将它们与实际的政治斗争对号入座。

下面从三部分各举一首，让人了解。

天末怀李白 杜甫

天边刮起了秋风一阵又一阵……

李白呵，你被贬的痛苦如何深沉，

多久才能接到你的书信呢？

现在正是风急浪高的时辰。

文章愈出奇命运愈蹭蹬，

魑魅呵总喜欢吃善良的旅人。

你和屈原有着共同的冤语，

纵然有诗，除非投掷汩罗江心。

这首诗是我在上财政课时在课堂上译出的。译了以后，就递给了邻座的任蔼堂。他看了以后，便一首首译了起来。我是始作俑者。此诗当中比较敏感的句子，便是“文章愈出奇命运愈蹭蹬，魑魅呵总是喜欢吃善良的旅人。”“现在正是风急浪高的时辰”。这个“风急浪高的时辰”被艾天秩先生歪曲成“1962年蒋介石反攻大陆”。它为后来当局对我们思想的定性栽下了祸根。再如 ：

草 白居易

原上的莽草郁郁青青。

一年中枯萎了又能繁盛，

漫天的大火哪能能绝你踪迹，

春风悠悠时你又滋生。

远展的芳草连接了古径，

青青的春色蔓衍到荒城，

我在这里又把朋友送别，

莽草上也弥漫着惜别之情。

这首译诗比较敏感的句子便是那可怕的头四句。因为那几年“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暗潮涌动。这些句子可以被牵强付会地拉到政治形势上去。

又如任蔼堂翻译的《法兰西国歌》：

为了荣誉而奋斗，法兰西的儿子们，

听呵，听，你们呼唤出多少刚毅的吁请，

你们的孩子，女人和古老的宗神，

看见你们的热泪，听见你们的呼声，

可憎的暴君将那灾祸在播生，

用那冷酷的脚镣，向着被奴役的人民，

荒凉的国土充满了恐怖的气氛，

和平民主被支离得鲜血淋淋。

拿起武器，紧握枪杆，英勇再英勇，

从剑鞘中拔出你的宝剑前进，

向前进，向前进，所有的人早已决定，

屈辱地死去还是自由的生存！

　 ……

在当时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蒋介石叫嚣着反攻大陆，中苏两党分裂，国际上反华浪潮甚嚣尘上，中印边界烟尘笼罩，诗中的“暴君”“民主”“枪杆”“宝剑”这些充满了火药味的句子是一些十分敏感的语言。当任何一件小事都要用阶级斗争的放大镜分析时，作者会被认定为是通过这些诗歌进行赤裸裸地反革命叫嚣，很快便会被拿揑成一个反革命分子。

诗人阳国庭

阳国庭是湖南隆回人，一个纯正的贫下中农孩子。刚进大学时，仍是一个土气的农村青年。他家境不富裕。他穿着自染的家纺布——当时称为家织布——做的黑衣服，布纽扣，鞋子是农村妇女用手工纳的底，鞋面剪刀口，还上着布绊绊。入校不久，过苦日子了，劳逸结合的号召取消了早操，起床后我们便在教室唱歌，但纪律很严，还要考勤，不能缺席。他当时是入团积极分子，有时被指定在班上教唱革命歌曲。

那时我与阳国庭没有交往。大一以后，曾谷粱与他成了密友。他们当时住在一个寝室，情同手足，除了上课便形影不离。他们经常在一起交谈，一块散步，有时还神不知鬼不觉上了岳麓山。他对曾很认同，甚或崇拜，甚至把他当成自己的思想导师。他常常对周围的同学说，曾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人。

到了大二时，因为我办了诗刊，阳国庭便主动接近我与任蔼堂。上财政课时他与任坐在一起。任上课时写了几首诗，写完后便递给同桌的他请他指点。阳看后大加赞扬，主动帮助抄录并投稿，不久果然登在长沙晚报上。任蔼堂对阳开始有了好感，自此，阳也开始在我办的诗刊上发诗。

我与阳国庭很少有个别交谈。记得是大二时，我们恰巧同路过河到长沙市区去。路上我谈了一些党内斗争的看法。当时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已经在党内开展了非斯大林运动，其中有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联系当时毛主席在卢山会议上批彭德怀同志，我似乎敏感到毛主席也有个人崇拜的倾向，如不警惕，不纠正，说不定老人家百年之后，也会受到后人的批评、指责、非议。

在62年以后的大学期间，在曾谷梁的影响下，阳国庭也进行着甘地似的“崇高的思维”，他写了五大册日记。他在这些日记中多处记录了他对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的看法，甚至将与同学的交谈也记录下来，并恶意篡改发挥。后因这些日记被人偷看进而举报。

不该有的初恋

这些年来常常有一个少女和我在梦中相会。在梦中我们总是走不到一起，她总是在不得已地回避我，有时我们想说两句话，但是很快就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我们排斥开来。每当大梦醒来，都会有一种有所失的怅网，深深的感伤和无奈的痛苦。我甚至都怀疑她也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做着一个相同的梦，要不我就怀疑她是否还在人间，是人间的遗憾让我们魂飞魄散,不能暗渡银汉。

她是刘昌黎，一个男性化的名字，会计二班的学生，长沙姑娘，比我还大一岁。她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老实、善良的女孩。身材高挑而丰腴。她对我永远具有一种大姐的慈爱和关怀，和她相处令我感到稳定和安全，在尔后的日子里她成了我生命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人。我曾经自喻为一块顽石，将她看做透明而清彻的泉。

我们的初恋就是在1962年石佳冲的财贸学院互赋的。自从有了这个女朋友以后，我似乎抛弃了焦虑，和对环境的不适。心终于在财贸学院安下心来。

那时我们都是学院文工团的成员，她在歌咏队，而我在乐队。每次遇见她，我总萌动着羞怯，激动，快乐。她似乎就是我想找到的那个人。我们的肌肤相触，就是在那些跳交谊舞的场合。我虽是常常为舞会伴奏，但对于跳舞却是十分陌生。而让我去邀请女性跳舞觉得十分难为情。

在那个饥饿的冬天的一次舞会上，我终于向她发出了邀请。我亦步亦趋地跟着她迈着四步，时不时地还要踩着她的脚。我害怕她嘲笑、愠怒，她却安慰我不要紧张。后来，我终于习惯了那种舞步。我们边跳边谈，她忽而说起常德话来，我才知道我们还是老乡，不仅是老乡，而且她家以前住的地方，正在我们那条街上。这种同乡背景，一下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以后我们无论在食堂或是在教室，见着面总是要打招呼，互问好。

有一个冬天的早上，出太阳了，我正在锅炉房的石桌上洗被单，这类浆洗的事，在家里都是母亲做，到了财院不得以要自已干了。这时刘昌黎正好过来看见了，她见我有些生疏的动作，便拿过我手上的刷子，为我一把一把刷开了。我站在一旁看着她熟练的动作，冻得绯红的手臂，心里洋起了一股怜爱之情。后来我们一同清洗，扭拧，她的臂力一点也不比我弱。

后来，我悄悄对她说：“我对你说句话好吗，不兴发气哟。”她说：“随你怎么说。”我便悄声说道：“我真是喜欢你呀！”这时她脸上有些红，把头低下去了，不经意地把那些衣物放进桶子里。后来我们就无语地把那些洗衣过的衣、被在阳光下的晒场里晾起来。

从此在我身边我总是发现有一个大姐一样的人有意无意地关照着我。我们两情绸缪，我似乎扛起生活时多了一份力量。

那是我一段青春美妙时光。物质生活虽然贫乏，但整个生活却象是一支贝多芬的小乐曲，《献给爱丽丝》的旋律甜美而愉悦虚幻。

我和刘的恋爱在那个小小的财院几乎人人皆知，也不令人反感。记得一位姓潘的小车司机，是专门为院长和教授们服务的，有次我和刘从河东回校，在公路上步行，正好遇见老潘的空车回校，这时他主动地停下车让我们搭乘，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极深。

在人们的眼里我们的友谊是美好的。但是今天我回忆起来，总觉有些愧疚，记得有一次我完成一件会计作业，那是一道很大的题，要编制一张生产费用周期表，我一见这样的作业就烦躁，我知道像这类数据多至几百的内容是不会考试的，可是不做又交不了差，后来我找到刘，恰在此时她们也要完成这道作业，我便请她为我抄一份，刘把完成的作业交给我后，我连看都懒得看一下，就交了上去，后来我的作业被发回记了零分。我却委过于她，向她大发脾气，我的混帐让我有两相星期没有理她。后来我才发觉她那一个班的作业和我们的作业是不相同。然而在那段时间，她仍然一如既往对我的生活给以关怀，默默承受着我的冷淡。

几十年后，我读席慕容的一首诗：

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若你们能始终温柔地相待 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将是一种无瑕的美丽。

现在回忆起来，那一段日子并没有如月之园满。

我与刘的恋爱，像一颗缠绵的罗丝钉把我固定在了财院的学习中。

我与一个苏联朋友的交往

我的苏联朋友是在中学通过中苏友好协会介绍的。是一个女孩子，叫做苏丝洛娃。她曾寄过照片给我，到了我升大学的时候，她也进了彼得格勒的一所大学。到大二时我们曾互赠照片，那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我与她几乎一个月有一封信。她寄来的信都有一股香水味儿，我曾把她的那张照片浪漫地贴在我床旁的墙上，任蔼堂还题了一首诗，任的小楷钢笔字写得很秀雅，也贴在相片边，成了一幅诗画配。

我与这位苏联女友联系得最多的时候是在1960——1962这两年间。因为那时我已在财院自学完了北京俄语学院编的那两册大专课本，口语能力不行，但在笔语能力上却有了较大进步，已经能流畅地读塔斯社出版的《真理报》了。我不务正业，没有兴趣阅读专业方面的俄文期刊，却把大把时间花在了文学翻译上，去读屠格列夫的作品。当时我读到一本屠格列夫的原文全集，我对那些分行的诗很感兴趣。因为在当时还没见过至少我没读到过屠的诗作，于是便尝试着翻译。我大概译了十多首他的作品。这些诗抒发着爱情带给诗人的悒郁和欢乐。当然作品有些读懂了，有些却似懂非懂。凡属有不懂的地方，我就写信问我的朋友苏丝洛娃。或者就问俄语老师。

这些作品刊在我与任蔼堂合印的《蚀壁译丛》上，这些东西没有请谁校审过，有些自以为是。但是在几十年后，我偶尔看见过一位湖南师大俄文教授的译本，我饶有兴趣地买回来和我当年的译文比对了一下，我那十多首诗在信、雅、达上还是过得去的，有的篇章还译得很不错。

在我与苏丝洛娃的交往中，有一次她写信来询问一首中国抗日战争时的流行歌曲，叫做“男友呵，什么时候你才回到我的身旁”。后来我找了好久，终于弄明白这首歌就是那首被认定是黄色歌曲的《何日君再来》，是周旋唱的。现在的光盘却是邓丽君的版本，几乎是个爱情经典曲。当时我从会二班一群学生那里的一个老旧发黄的歌本上，找到了这首歌曲，这个歌在1960——1962及改革开放前都被视为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斗志的腐蚀剂而遭禁。这首歌的作者黎锦辉，解放后被划为右派分子，也因这首名曲而终身负罪。当时我看了下歌词，觉得只是有些颓废，消沉，但曲调却很不错。如是我就将这首歌的词翻译成俄文，寄给了苏丝洛娃。

我与苏丝洛娃的通信中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就是我在读了《真理报》上一组关于反映苏联人造卫星的诗歌后，便写信询问我不甚明白的几处地方，她都给了详细的复信。后来我将这些诗译成中文，发表在广州的一个什么报上，拿了一些稿费。

后来我也曾设想过翻译一些会计和经济方面的东西，增加对专业学习的兴趣。可惜不久中苏两党对立，特别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我们已经明确将苏联定为当代修正主义，阅读苏联的文著已经成为禁区，想翻译这些专业文章已属不可能。

此前学校阅览室订有一份《真理报》，我经常看见图书馆有一位资料员翻译上面的一些文章，做得很保密。后来我在该报上读到当时赫鲁晓夫《告苏联全体选民宣言书》，我曾将它翻译出来，但没有公开过。我所以做这篇翻译，还是一种好奇在驱动，因为我没有读过赫的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想看看赫鲁晓夫究竟是如何“修”的。

我放弃了一次戴红花的机会

陈钢是我高中的同学。那时我在常德市二中高八班，他在高七班。我们虽是同一年级，我们却很少讲过话，只是面熟而已。在我们那所中学像他这样很有背景的学生真是凤毛麟角。他的哥哥解放前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解放后在湖南省委任职，陈算得上是高干子弟了。上了大学后，这个人便从我的视野中消失。

出人意料的是，在1962年我在湖南省委党校又与他相遇。因为是同校的老同学，所以便有所接近。有一天黄昏我与任蔼堂在石佳冲的校园里散步时，偶然看见他。一阵寒喧后，我才得知他高中毕业以后，便保送到湖南大学。学习期间，他忍受不了当时的饥饿，便休学了。后来通过他的哥哥安排到省委党校总务科工作。

我到陈钢宿舍去过三次。一次是他向我借一部《路易波拿巴在雾月十八》和一本什么小说，书借到后，他带我们去了他的宿舍。陈当时住宿条件很好，在一个很僻静的一楼，一房一厅。他的房间里有沙发，还有一台中波段的交流电收音机。陈的工作不重，而且不愁吃不饱，因为他所在的省委党校是有些特供的，而且他又是在管后勤供应的部门。我对陈的处境很羡慕，因为他的工作环境可以为他提供较多的业余时间，可以利用这些时间读自已喜欢读的书，从事写作。记得那天在他房间，我们主要谈的是当时形势。

陈也许看我是他的老同学，又仗着他是高干子弟，因此在与我们的讲话中有些放言无忌。陈说，这几年过苦日子，根本就不是天灾，也不全是苏修的逼债，主要还是由于个人崇拜，坚持大跃进的后果。还向我披露，全国不少省份饿死了人，湖南饿死人的情况也是很严重的。说到最后，他激动起来，说他在湖大读书时，不少同学都有国难的同感，这个国家再这样搞下去，就要学当年毛主席，上山下乡闹革命了！听了陈钢的话我不禁大笑起来，觉得陈太幼稚，是在开国际玩笑。

我们第二次去陈家里，是我给陈送一本他向我借的书。那是一天晚上，把书给他后，我们在他那儿逗留了一会。

陈打开收音机，不知陈是有意还是无意收了一下台湾“中华民国”的自由之声，当时便有个丁小姐用十分妩媚的声音号召大陆青年写信与她联系，投奔自由世界。如果要“武装起义”，他们就给钱给枪。我们知道收听敌台广播的后果，我们便赶紧示意我们不听这些。陈便将波段调开了。

过了几天，我在操场上碰到陈，陈突然说，他打算向台湾写封信。这话让我着实吃了一惊。我对陈说，你是共青团员，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又说对过苦日子有意见有看法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与敌特联系就会当反革命抓的。现在侦破手段还是很精准的，做这种事情不出三天就会落网。如果你真的做了这种事，唯一的出路就是赶快向公安机关自首，争取从宽处理。

当时我只觉得像陈这样的高干了弟如此言说，只不过是图嘴巴快活，丝毫没有引起警惕。

过了不久，我和任蔼堂去陈那儿讨还那些书。但这一次我们却没有见到陈。陈的住房被一些人严密监控起来，我们刚走向他的宿舍，便遭到了十分严历的盘查。那些便衣警察声色俱历地查问我们是哪里的，来找陈干什么，与陈是什么关系，我们作了如实回答后，才予以放行。

当时我已敏感到陈已经出事了，但究竟是什么事却一点也不知道，只是朦朦胧胧地猜测陈是否真的与敌特联系了，否则不会被监控，但又转念一想，陈是高干子弟，又是共青团员，不会做如此糊涂的事吧。

有时越想越后怕，真想去向组织把这件事交待一下，如果陈确有其事，我便立了功，要是没有这事呢，也算是对组织忠诚了一回，对自已负责了。然而，我缺乏那种革命思维和勇气。在我的身上少了革命青年的狠劲，具备的是另一个理想社会中文学青年的气质，是人文、人道、宽容、尊严、善良、自由主义，不知道这些东西是背离阶级斗争的。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胆小，害怕受其牵连。因为我与陈比起来，首先就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家庭背景，在一般问题上他永远处于强势。在当时，陈这样的根正苗红的人，即使是犯了错误，也只会从轻处理。要是陈没有投敌行为，我去举报他，后果不会好。

竟管我把陈的事情总往好处想，但在不久后的一天，我在操场上看赛球时，我们一位临时班主任找到我，问了我是否认识陈钢，了解我与他的关系，我如实作了说明。尔后这件事便无人问起。

虽如此，这件事往后还是一直成了我心上的一团恐惧和疑云，总觉得生活中多了一片阴影。

我因为阶级斗争观念缺乏，一个极大的立功机会与我擦肩而过。我放弃了一次戴大红花的机会。

难忘的参观实习

1962年我们开始学习工业会计核算这门课。会计系在期中时便组织我们去到湖南裕湘纺织厂参观实习。了解这个厂从纺部到织部的整个工艺流程，以便下一步学习分步法、定单法、平行结转法这些成本核算方法时有生产知识方面的铺垫。

我们在那里参观时，厂里的生产呈现出很不景气的萧条氛围，不少车间停工待料，仓库前面的空坪上长满了野草，工厂仅有少数车间运转。大多数机器闲置着，一派荒疏冷落景象。它构成了我对当时国民经济中工业部门现状的认识。那种景象令我对大跃进造成的不良后果强烈震憾。感到国家的工农业如此凋蔽，为今后的国家的经济前途担忧。尤其对目前的饥饿还要持续多久迷惘。作为一个忍受了近两年饥饿的年轻人，饿肚子是日日令人痛苦难熬的。

在车间参观过程中，大多数同学都面带忧戚表情严肃。苦日子的成因是什么？这是我们经常思考的大问题。当时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对中国背信弃义，趁中国人民面临困难重重时候索要抗美援朝欠债，是苏修逼债造成中国人民挨饿。据他们说当时全国的农副产品中大部分大米、鸡蛋都用于偿还苏债了。严重影响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二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那时我与班上来自农村的同学谈他们家乡的自然灾害时，他们总是守口如瓶，而与外校的同学交谈时则能直言不讳。我有一位家在农村的湖南师范学院的同学，就很坦率地对我说过他们家乡这两年一直风调雨顺，可是也没得饭吃。

当时社会上的小道消息也广为流传：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家乡湖南宁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天灾，而是如农民所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消息几乎传遍民间。一些干部群众说，“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1959、1960年粮食减产，牲畜死亡，群众积极性不高，说这两年是大跃进，难以解释；人民公社办早了，办快了，当时生产力并不要求这样改变生产关系。

苦日子的煎熬，让我很同情和倾向于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彭德怀元帅。1962年我们曾在省委党校听过当时省委书记张平化的一个报告，其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深，这就是“反对毛主席也不是反党”。我觉得彭这个为民鼓与呼的高层领导人是一个很关心很重视民生问题的人，从而在内心深处同情和爱戴他，觉得他对党忠诚。

参观裕湘纺织厂时，我与任蔼堂一直走在一起，在路上我们先是谈诗。看了那些触目惊心的停工待料的荒凉车间后，我们便谈起了自已的感受。觉得这都是教条主义惹的祸。当我们进到这个厂纺织车间时，这个车间正在进行着临时运转，车间里机声哗哗啦啦，震耳欲聋，但我的话题未断，我在任蔼堂的耳边大声说道：

“打倒教条主义！”

需要说明的是，打倒教条主义并非是我的胡说八道，毛主席早就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教条主义、党八股、宗派主义是全党的大敌，作为一种反马列主义的风气或思潮，当然不能让它们存在、不能让它们泛滥成灾。而对教条主义者，刘少奇主席更是在他的《修养》中对其口诛笔伐。我们都是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尽管过着苦日子，我们仍深信毛主席与我们全国人民一起节衣缩食渡过难关，毛主席在我们心目中的崇高威信和地位从不动摇。因此这句话的指向，是当时不讲真话，遇事总以领袖的话为圭皋、不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

再度宏亮起来的主旋律

苦日子的冰天雪地终于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溶解了。由于农村所有制的不断调整，从公社所有制的一大二公，退到了大队所有，退到生产队所有，由于放宽了对农民自留地限制，由于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实施了大规模的调整，春天开始为国民经济送来丝丝暖风。

当时我们学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时没有稳定的教材，教学内容都是一些中共中央随时颁发的有关红头文件。其中有一个中央文件《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六十条）》我印象特别深刻。这是1962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此前人民公社强调一大二公，把农民的自留地收归公有，一切都要由公社统一分配，不允许农民在集市上有任何的自由买卖。再加上公社化的当年，农民大多数被抽去搞水利工程，后来又被抽去大炼钢铁，庄稼没收完，都烂在地里了。以至于使农民无法为城市提供蔬菜、粮油和各类农副食品。这个《六十条》出台以后，无异于给死气沉沉的农村打了一支强心针，从此农民可安心搞一些家庭副业了，家庭副业的产品和收入绝大部分都归社员所有，归社员支配，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并明确规定，“人民公社各级管理委员会，对于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应该给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不要乱加干涉”。这个文件出台不到半年，自由市场逐渐活跃起来。

这个送暖风的人，便是日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

1963年的初春，新农村政策给了我第一餐饱饭，我在学院附近的一个农舍里花五元钱买了一缽子煮红薯，在那个农民家里饱食了一顿，当时我对生活的最高要求是每个星期只要吃一顿饱饭就够了。那一顿煮红薯真是刻骨铭心。要知道，为这个“饱”字我梦寐以求了两年。几回回梦里吃白米饭，那种米饭的香味，锅粑的香味在饥饿的日子里，具有难于排遣的粘附力。时时纠缠着你，让你梦寐以求。

我的第二餐饱饭也是在吃了那回红薯没几个月，荣湾镇那些饮食店开始复苏了。有一天中午我走到荣湾镇小街上买了一个牛肉饼，用去十元，大快朵颐，算是开了肉荤。

饥饿正在消退。人民从饥饿的高墙中走出来，生活从新又有了生气。

1962年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主席强调“要搞一万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老人家大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断言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存在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阶级斗争”这个曾低调了两年的老调重新宏亮起来并逐步形成了往后一个时期社会生活的主旋律。

在学校人们的言论重新变得谨小慎微起来。

记得到1963届新生入校时，我班一位热爱专业的同学写了一幅迎新标语《欢迎你，未来的经济工程师！》贴在宿舍楼，遭到雷院长的批评，认为这幅标语有宣扬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倾向，被通知摘下。这些给知识分子荣誉感的头衔在前两年宽松的日子里是无所谓的。

学生中周末的舞会突然被取消了。

这种交谊舞被指责为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雷院长在大会上指斥青年男女互相搂着（屁股）跳交谊舞是下流的低级趣味。那些往日爱跳交谊舞的人被集中起来去扭秧歌。

“先专后红”是走白专道路而受到猛烈批判。

在学生中宣布了以又红又专、不准谈恋爱、服从组织分配的三大纪律。

我刚刚点燃的生活热情似被浇了一大盆冷水。

显然我是一个典型违纪的学生。因为同学们和系领导都知道我在谈恋爱，已经谈了一年多，我们不避人言，认为大学生谈恋爱是正常的，因而我经常和刘昌黎双双进出校园。以至人人皆知。

我们很单纯。不象那些老练的人，他们谈恋爱总是做得十分隐蔽，一到了这样的风头上，便赶紧转入地下。避免了冲击。

有一天我们的政治辅导员找到我谈话：

“王，你能谈谈你对三大纪律的认识吗？”

我像回答问题那样只是把三大纪律的内容复述了一遍。并且说我谈恋爱是在颁布这个纪律以前而且还向张炳华科长汇报过。今后要怎么处理我也不知道。

“不准谈恋爱有利于今后组织上分配你们的工作。把你们送到最需要的地方。但不听劝告，是要勒令退学的。”

“那我现在应当怎么办呢？”我天真地问道。

“终止这种关系。或者把它冻结。”辅导员回答得很得体，显然是经过一番准备的。

针对在苦日子时期不少人对现实不满的言论，在高校中划定“反动学生”的斗争开始展开。1963年夏天，湖南大学划了两名“思想反动学生”被送劳动教养。而远在1962年，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因为与几个同学办了一个X诗社，全部诗社同仁被公安收容传讯。在大学生中“清反”的运动已悄然发起。

1964年的初春，苦日子已经彻底结束了，我们的粮油已恢复到苦日子前的水平。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四清运动

1964年的初春，刚过完春节，我便从常德来到长沙。那时我和刘昌黎出于对“三大纪律”的遵守，已相当注意影响，我们不再双双出入校园。但每到星期六，她总是要把我邀到她家里去。他们家里的人待我很不错。只是对我们年龄上的差异有些担心。她的外婆是个很有阅历的老人，有一次吃了晚饭后，她看了刘的脚，忽然说道，“囡囡呀，你以后可是个苦命的人呵！”

刘有些相信这些不祥瑞的说法。对我们的关系也开始担忧了。因为刘曾对我说，1964年过春节后的大年初一，刘在早晨刷牙时，牙刷莫名其妙地便在手上断成两截。刘认为是一个凶兆，她首先想到的便是我们的关系，她对我说了这事后，说：“难道我们今年就要了断啦？”

这一年的后两个月，中国大地开始了一场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有的大学生都投身到这一政治运动。我们学校，除了我们这个毕业班外，其余的学生都下到农村搞“四清”去了。自此后我与刘有三个月没有见面。但是她每周都会给我写信。

这次四清运动让刘见了一次政治世面，从一个成熟轻年的角度饱览了政治风雨。在她给我的信中，充满了在政治上对一个恋人的关心。

我离大学毕业也只有半年了。这时有关毕业分配的话题开始在班上热起来，但我似乎没有感到大学毕业的和即将参加工作的喜悦。我仍是那样平常的过着每一天，好像毕业这一天对我没有多大的影响和意义。

我唯一听到一次关于今后去向的问题，是在一次下课后，那位授课的会计钟教授对我说了一句意向性的话，问我毕业后可否留校当他的助教。当然这只是教授的一句不负责任的话，但也可以看出那些教授们对我的器重。

刘的那个班不久便从乡下回来了。回来以后，这个班似乎没有了往昔的歌声。最夺人眼球的是她们学毛泽东著作，学雷锋做好人好事的行动一时蔚然成风。刘的那个班是第一个把毛的四卷雄文请进寝室安放在显著位置的班。而这个班的同学，从家庭出身来看，大都是些旧职员和资本家，但是他们比我们对政治敏感。

在我的亲朋戚友间，是少有像刘这样对我细腻关怀和能沟通的人，她成了我生活和精神上的良伴。在她身上我寄托了一个恋人对她的信赖。没有谁能替代她。这时倒是我自已开始有了隐隐约约的地担忧，有一天她可能会离我而去，情断天涯。

一团阴霾正向我们飘来

我们的毕业实习开始了。我和任蔼堂分别在两个国营商业公司。有一天听同学中有流言说，他被学院党委书记雷震宇院长召回学院谈话了。在即将毕业的时刻，堂堂的一校之长能把一个没有背景的学生召回耳提面命，这是几年来不曾有过的事。很多同学都猜测着，任蔼堂的学业成绩好，英语很好，这几年财经院校下马，经济人才稀缺，外事部门要从应届院校中招收一些使馆商务工作人员，任的条件符合外事工作人选。

不久，这个流言便被粉碎了。任蔼堂在学校被谈话后，回实习单位继续实习时，形容枯稿，面有藜色。

与此同时，阳国庭被秘密逮捕。

阳国庭因为前面所述的日记问题被某同学跟踪着。

有一天上午阳国庭刚下班，学校雷院长的专车便停在他实习单位。阳被被请到车上，径直往石佳冲的学院开去。阳在车上感到有些意外，敏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车一到学校，便有一个保卫干部和一位警察在等着他。并向他宣读了逮捕令。他们把他带到他原住的宿舍，搜走了他所有日记。阳国庭一看日记被搜，便知道厄运当头，没有再问什么，便顺从地上了公安厅的警车，被解押到公安厅的看守所接受审讯。

在公安厅看守所关押近一年之久。当时审讯他的公安人员在出身与社会关系上找不到他的思想反动的阶级根源，就说他脑壳后“天生有三根反骨。”

任蔼堂被雷院长召回谈话后不久，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午休时，系总支委员、我们的专业老师陈毓麟在实习单位找到我，要我带好换洗衣服、钱和粮票，回学校去。当时我还不知任蔼堂的情况，并没有太多的担心。陈是我的授业老师，平常对我的印象不错，我在路上问陈老师，回学校去做什么，陈在路上说他也不知道。但是陈在路上批评我“跳索皮”。

陈把我交到人事处后就走了。这时人事处长王兴正在办公室，我进去后有十来分钟他不理我，空气一时仿佛凝固了。我孤零零地站在办公室中央，充满了惶恐不安。后来他忽然抬起头来，历声说道：

“我们叫你回来，你知道是为什么吧？”

“不知道。”我小心翼翼地说。

这时王处长一下变了脸，王处长是个对子眼，穿一身褪色的黄军服。他气势汹汹地大发雷霆：

“你好好反省自已的错误和罪行，我们已经注意你两年多了。党的政策是你应当是知道的！”

王处长在给我这个下马威时，我只是偷偷地抬头看了他一下，那双对子眼闪着不对称的两道阴冷的光。让我打了一个寒噤。

从那一天下午开始，我就被软禁在财贸学院第二栋一楼的一个房间里写反省写交待。

那天下午学生科张炳华科长给我拿来一本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一份文件“十条”、一本材料纸。要我对照学。并且要我好好想想自己在苦日子中的言行，写出交待。

这是我第一次失去了自由，在尔后的日子里我进出那间房子必须报告，总有一两个人跟着。

我反省的房间，正对着二层的会计二班的女生宿舍。正好与刘昌黎的房间上下相望。那天下午，我看见刘推开了那扇玻璃窗，于不经意中我们目光相碰。后来她默默佇立在窗户边，忧心忡忡地望着我，而我，还没有意识到即将来临的险恶，无所谓地对她摇了摇手。

在此后的日子里，当她们宿舍无人时，她便常常站在那里，望着我这个已经完全失去自由人，她那焦急的心情，我们的惊恐、忧伤、失望，便在两扇窗户间默默无言地流动着，后来随着审讯的升级，她的忧心忡忡的影子终于被从那儿驱走，消失了，永远消失了。

走向深渊

几天后张炳华科长和一个保卫科的干部来到我的拘禁室。张没有多少文化，家庭妇女型，以前我看她十分本分，此时说话却很不通情达理理，而且声色俱厉。她一进屋就问：

“王，回顾得怎样了？希望不要挤牙膏。你在1962年裕湘纺织厂参观实习时说了些什么?你在反革命分子陈钢家里做了什么?任蔼堂都坦白了。”

我立刻想到了本文前面在裕湘纺织厂参观时所述的情节。就将当时的情景重复了一遍。

张不信我的话，冷笑着说：“你不要狡辩，当时有同学听见你对任蔼堂喊的是反动口号，又说：“你在陈钢家里收听敌台广播的事，早在两年前我们就派班主任查问过你。你应当还记得起来。你们的反动诗刊摆在那里，这不是假的罢！”

我生气地反驳说，如果当时有同学听了我呼喊反动口号，他们就会把我扭送公安局。我究竟喊了什么反动口号，在现场的有哪些同学？证据在哪里？

当时我想：我没有喊什么反动口号，更没有搞什么反革命活动。如果我真有反革命活动，就应由公安机关侦办，恐怕就不会拖到今天，即使拖到了今天，也不能由学校越俎代庖，我办的那两期诗刊是公开的，而且第一、二期还是在学校文印室油印的，读刊的人有同学、老师，学校不会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不制止，不批评？学校有没有责任？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置实事与法律不顾而随意审讯逼供一个无辜的学生，这是违法的。我据理力争，边想边说。张炳华这位院长夫人没有反驳我，只是威胁我好好回忆，不能对抗运动，不然自己要吃亏。

尔后几天我一直保持着钢铁般的沉默。对办案人员的轮番“启发”置之不理。并且我还被告知，未经允许，我不得与外人通信，不得与家里通信，也不准亲属探望，要老实接受隔离审查。

过了两三天，张炳华带着一大群人来到我的反省室，中间有系总支的老师、一个保卫科长，大部分人我不认识。他们来势汹汹。把我围在屋子中央。那位保卫科的干部一进门还没说上两句话，就对我拍桌打椅。

他强硬地说：“王，你态度恶劣，对组织怎么这样猖獗！”

因为他使用了“猖獗”这个污辱性的词，我顿感人格倍受伤害，便大义凛然地说：

“你们违法审讯学生，这像什么学校？宪法还要不要？”

张炳华历声说道：“你是反动学生，我们再不能对你客气！”

我也大声为自己辩解：“你们不讲证据，也不落实证据，就定性我为反动学生，让我不可理解！你们给我看的文件我认真学习了，那上面说要重证据不搞逼供不轻信口供，可是你们却偏听信任蔼堂所谓交待揭发，说我喊了反动口号，每天逼着我交待“问题”，限制人身自由，这是不讲政策！”我又对他们说：“你们还是我的老师，如果是，保护学生就是老师的职责，可是你们不但不保护，还凶神恶煞围攻，为渊驱鱼，把我往敌人那边赶！”我又说，你们年长受的教育比我多，是长辈，长辈对晚辈要关爱，你们却无限上纲捕风捉影地整人…..”最后我也禁不住拍桌打椅。

张炳华科长脸都气白，凤眼倒竖，说：“你是大学生，我们是大老粗，不会讲理论，我们只晓得讲事实，你自已掂量吧，这不是开玩笑，你的态度今天最坏，这样下去对你极为不利。”

而那位保卫干部则更是直言了当：

“你们班阳国庭的样子就摆在你面前，你的命运现在还由你自已掌握着。实话实说，我们是在拉你，如果你与组织对抗，我们小指头轻轻一点，你就进了专政机关，如果你态度诚恳，就可得到组织的宽大处理。今后还可以分配工作，因为你还没有开除学籍。——你不要以为自已聪明，其实你是一个很无知的家伙！”

这位保卫科长骂我“猖獗”，骂我“乌龟”，骂我是一个“无知的家伙”，我知道我在他们眼里已不是一个学生，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公民了。我被扔到了即将受到打击的阶级敌人中。

尔后，对我的审查便激烈升级。我的反省室突然添加了一个床位。晚上不准熄灯。那个空床位上每天都有看守者通宵值班，我的皮带被搜走，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与我搞“三同”，同吃同住同散步。每天晚上全校学生就寢后便会有一群人将我包围起来不断地核实“问题”。有一天系总支书记刘剑平来了，他启发我交待我与任合编的那本该死的诗集《蚀璧译丛》的“璧”的反动含意：

“王，我读中学时也同你一样玩过办过诗刊的游戏，我也写了不少革命诗歌，我们那时写诗是有政治目的，是批判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你们是大学生，有政治立埸，我是过来人，你们诗集的‘璧’字的含意瞒得过组织吗?”

此时我已经有两晚没有睡眠了,实在支撑不下去。昏头昏脑中我就按照他的口授写了交待；蝕璧译丛的“璧”是暗喻社会主义的铜墙铁壁。蝕璧译丛就是通过办诗刋腐蝕党的铜墙铁壁。並且在交待上摁了指印。

我的最大无知

如前文所述，我确实是一个“无知的家伙”。我最大的无知便是对“地下诗刊”的这句话的份量掂量不足，我所面对的是一级强大的党委，是一次政治运动，问题一经定性，没有回天之力，就难于翻案了。此外便是对我国的劳教制度不了解。这个制度是离开司法程序的，要把一个人送去劳动教养，手续简便到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只需所在单位填一张劳教申请表警察就可以把人带走。在“行政处分”和“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名义下对这些人实行强劳，限制其人身自由。而这种处罚，一级党委就可决定。此时我却呼喊司法程序和寻求法律援助，岂不是令人大牙笑掉？既然我们的诗刊被定性为“地下”，就说明它们是违法的，是反动的，已完全够追究、处理了。而“打倒教条主义”已被他们歪曲为是“打倒X主席”。我对陈钢的劝诫被定性为“为反革命分子出谋策划”，根据以上几点，至少我已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了。我不知道劳教的大门已向我们敞开，所以张炳华才说得那样斩钉截铁。我不得不考虑顽抗下去的后果，一旦开除学藉，今后的出路也将失去。

我的另一个无知，便是后来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听信了办案人员的诱导，认为这是搞运动，搞运动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就会矫枉过正，运动后期总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甄别。为了能保住学藉，此后我便采取了一种自杀式的交待，审问我的人怎样说我就怎样承认。我随时随地在他们要求的材料上不断地摁着手印。但让我无可奈何的是，这个甄别来得太迟了，直到十七年以后我党开始清理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那些逼供出的不实之词才得以推翻。

这里我想说一下我们在裕湘纺织厂参观实习时，我那一句“打倒教条主义”的话，是怎样被逼上梁山的。这句话被任交待、揭发后，学校那几个搞专案的人如获至宝。便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展开了纵深突破。一定要我承认当时喊的是反动口号。而后逼供升级，我的反省室不够大，他们便换在一间小会议室；人不够多，就把学校团委会的老师也请来了，在那间小会议室我被追逼得手脚痉挛，失望之下，随后我便挣脱他们，向窗台奔去，想跳楼一死了之。随后我便被人抱住，一阵詈骂向我飞来，说我这是耍流氓手段。后来张炳华叫来校医，打了一针镇定剂，并劝告说，这么年轻就不要命了，其实你只要交待了，与组织配合了，我们不会处分你，运动一过你照样分配工作，前途仍然在那里。在无法求助正义、法庭、真相和老师的情况下，为了过这一关，最后我也就只好咬着牙违心承认。但事情不到此为止，办案人员是想泡制一个反革命集团，接着多次逼我检举任蔼堂也喊了反动口号。

他们说，既然你对任喊了反动口号，可是却对你不检举，不揭发，达两年之久，肯定是做贼心虚，当时有同学听到他也喊了反动口号。

我无可奈何，只好违心画押，这个违心的承认让我像锥心一般疼爱。一直以来，我深深敬仰毛主席于心灵深处。这种敬仰来自于我对老人家著作的深度阅读，对他的诗和书法的深度审美和革命历史功绩的景仰。记得有一天放风时，我在报亭上看到毛主席戴着红领巾，一群韶山的孩子们围在他身边，照片中主席笑得那样慈祥，孩子们笑得那样天真！而今我却被逼成了一个仇视老人家的反革命分子，我突然感到浑身无力，几乎瘫软下去！后来我每每申辨，推翻这个不实之词，但刘剑平总是狞笑，说我多次翻案拒不认罪。以后没有好果子吃！

“你这个家伙不老实”

我在那个反省间住了将近一个月。这一月几乎等于二十年。尽管我后来的态度异常的好，保卫干部们仍对我不放心，唯恐隐瞒了什么重大证据。有一天，系总支书记刘剑平带着一把老虎钳和铁锤走到我的反省间，他一进门便一反常态，不再做出一个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而是一声断喝：

“王！你这个家伙真不老实！你还有问题没有交待！”

我半天没有做声，怀疑是不是还有什么没交待彻底不如其意。或者又发现了什么新“线索”。

后来我才知道刘是要搜查我放在学生宿舍的箱子。但我的箱子里放着家里写给我的一些书信，我极不愿意交出。刘剑平和我一同到了寝室后，我说我没有钥匙。他便不由分说地用他带来的工具撬开我的箱子，拿走了全部书信和几本日记。

当我再一次回到实习公司参加实习时，那些平时政治上表现进步的同学，接近较多的同学已明显地对我表示出回避，冷淡。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大多数人都知道了我与任蔼堂的情况。我们已经成了同学们身边的阶级敌人。我被监视起来，不准离开集体。我那时还并不知道我以后的结局，就是说，组织上究竟会怎样处理我。

那天我刚走进公司的大门，就碰见了我们的带队实习指导老师，他叫做徐雄。教商业会计的。他看四周没有同学，就用惋惜的眼光看着我说：“要镇定，要镇定。”徐雄老师原是商业厅的财会处长，留日学生。平常教书很受同学欢迎。我对他印象较好。在这种时候他能说出这样一句贴心的同情的话，已经尽了一个老师的最大的责任。

结 案

毕业实习快结束时，我又被从实习公司叫回学校。上晚自习的时候，我被一个保卫干部带到学校五栋的一个房间里。当我进去的时候，里面漆黑一片，似乎连窗子也挂上了幕帘。后来屋子里微微地闪过一缕光亮，我才看清在一张面对我的办公桌的前面有一张没有靠背的凳子，那就是我的坐位。我的“罪行”将在这个坐位上从新也是最后核实，如果在回答回题时有前后矛盾的地方，那么我的认罪态度将会大打折扣，这个纰漏又将受到更为严格的追问和审查。

后来那个保卫干部走了，门被关上了。屋子里又是一片墨黑，我刚坐定，桌子上一盏强烈的聚光灯亮了，它的光柱对着我的面部，能让审讯人员观察我的面部表情，以便从这些面部表情上作出是否老实的心理判断。

桌子上还有一豆灯光，一个公安厅的警察坐在桌子后面。但我看不清他的样子，只知道他胸前的桌面上放着一叠厚纸。

“名字？”

“王XX”

“年龄？”

“藉贯？”

整个程序和审讯犯人一模一样。

“王，你要知道你的问题是很严重的，我们正在挽救你，希望你能与我们好好配合。”

说完，他便提出一个一个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我此前向组织交待过的那些交心材料。它们象一锅烙饼似地，被翻来覆去地炒了好多次，我已谙熟于胸。关键问题还是我在裕湘纺织厂呼反的情节，和怎样为陈钢出谋策划，对这两个问题那个黑影子盘查得很仔细。

因为来审问我的人这次是个公安干警，因此对陈钢问题我回答得很有底气，我说，陈已经被捕了，你们可以去查证，陈的反革命活动我是绝对没有染指，如果我参加了他的投敌活动，只要铁证如山，组织上判我死刑我亦无怨无悔。至于裕湘呼反一事，具体经过我已讲过多次，如果组织上认定我是呼反，我也咬牙承认。不过请求你们量刑时能仔细考虑具体情节。

这次结案足足搞了两小时。结束时他对我说：

“好吧，你可以走了。回去以后，安心学习。——我看，你将来可以把这些经历都写出来，那可是一部十万字的小说！”

这次结案把我交给了专政机关，让我明白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后来我才知道，学院雷院长和系总支书记刘剑力主给我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公安机关处理，只是由于证据不充分，而且是“思想问题”被湖南省公安厅拒收了。

此外，就是在最后确定我的处理意见时，系总支的陈毓麟老师和另外一个知识分子委员，一再向党委提出，王还很年轻，还是保留学籍，作为“反动学生”处理，还有改造好的希望。

今天我写到这里时，我不由得不对这两位知识分子党员老师表示感激！师生毕竟是师生，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批斗的总动员

究竟我们学院在开展一个什么运动，我当时真是不明就里。说是“十条”的“五反”吗？我对不上号。后来我才知道，张炳华对我所说的“搞运动”，是针对当时高校所谓“反动”学生的。运动文件早在1963年7月下发了。叫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文件说“他们对我的猖狂进攻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了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对这一小撮政治上反动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处理。”于是，从1963年暑期起，在全国大专院校中开始了清理“反动学生”。同年，在湖南大学，就有王象贤、张方可两人被送劳教。现在这个“清理政治上反动学生”的文件乘“四清社教运动”之风在湖南省高校铺开。

1964年7月的某一天，对我们的公开斗争开始了。

有一天学生科长张炳华找到我，对我说，过两天学院将要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现在还给你一次机会，主动交待问题，要求我在全院大会上“放包袱”。

什么是“放包袱”呢？这个说法来源于毛主席的著作“丢掉包袱，轻装上阵”这篇文章。当时针对四清运动中清理出来的严重四不清干部，如果态度好，极积配合，也可以作为反面典型在大会上讲用，现身说法，说自已的问题，说自已的痛改前非的态度，通常用要说得涕泗横流，让群众感动。这种人通常能得到一些宽大处理。这就叫做放了包袱。放了包袱以后，就可以轻装上阵，参加运动，揭发他人了。“放包袱”可以教育群众，争取更多的人交待问题。由于我在回校后的审讯中，办案人员怎样启示，我就怎样交待，一切都按他们的要求。雷院长也想树一个反面标兵，把运动搞得有声有色。于是就要我来一个放包袱的表演。

但不幸得得很，我拒绝了。我为什么拒绝？因为他们已经把我推倒在一个獄案里了，至此我已明白我把那些审讯我的打手们当老师看，当长辈对待，当同志对待从而虔诚接受审查真是太天真太幼稚了！这群“老师”原来是群口口口口口口口（以上删去七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把羊皮也扔了！他们哪里是挽救我，是在把我往火坑里推！我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我在审讯中所作的交待，几乎全是屈服于高压，要么子虚乌有要么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我原以为最后还会有一个甄别的过程。哪知竟然是白日做梦！因此，我想的是申辨！是翻案！现在要我在大庭广众之中自证有罪，把那些逼供的自杀性的交待，说成是有凭有据的，自然我已不能接受了。我去放所谓“包袱”，便是对党、对我的师长我的同学所做的欺骗。我不能让他们伤心失望，我要把一个人的诚实和尊严的底线保住。

张炳华科长第二天又找到我，我回应说这事我没有想好，也永远不会想好了。我第一次表现出忍无可忍的强硬。张听了，只是冷笑了一下，说：“你是初生牛牍不怕虎！”。

几天后全校的师生员工聚集在三食堂。雷院长坐在主席台上，院领导全部参加了，全场鸦雀无声。雷院长低沉的声音在低音音箱里显得更为阴沉，象魔咒一般在校园里飘去荡来。他从全国的阶级斗争形势说到本院。指出在前两年学生中有不少混乱思想和错误言论。但有的问题已不是一般问题了。还有一些极右分子，在困难时期乘机向党进攻，现在我们要回击他们。接着他宣布了一个令全院师生吃惊的消息，公安部门在会计系一班已经逮捕了两名反革命分子，一个是曾谷梁，一个是羊蝈。并摘录羊蝈的日记说，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剌死后，他默哀一个礼拜不唱歌，以示哀悼。接着又说，该班问题远不止此。该班还出现过一个诗刊，如《晚玫瑰》、《诗瓶》、《蚀壁译从》，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低级的、下流的、反动的地下诗刊。任XX、王XX两人，通过办诗刊，联络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和伟大领袖，反对三面红旗，宣扬苏联修正主义，为彭德怀翻案。大会开得出奇的短，句句千钧，是财院成立以来第一次阶级斗争的总动员，一场铺天盖地的风暴向我们逼来。

小班批斗（上）

从第二天开始，我们班便对我们开始了面对面的“剌刀见红”的斗争。先是勒令我们在全班大会上交待问题。然后进行小组会批斗。会议当然是由刘剑平、张炳华主持。还有一些来观摩的其他班的学生干部。我记得第一天班会批斗时，几乎没有什么人发言，很不激烈。因为我们平常在班上不讲怪话，最大的问题是不安心专业学习，但那不属于敌我矛盾。唯一有据的“罪恶”便是那几期刊物。很多同学都读过，那上面并没有什么猖狂进攻，相反还有一些歌功颂德的诗篇。当然还有一些在当时看来是小资体的浮艳文章，但绝不是什么下流低级。至于其他问题，都是我们自已在反省时被逼“交心”的一些认识问题。同学们暂时还没看到那些文字材料。因此对我们的批斗会几乎开不起来。

几十年后，一位还健在的当时的班干部同学告诉我，刘剑为此在会议室召开了一次再动员大会。刘在班会上说，对敌斗争就是要恨得起来，怎样才能激发阶级仇恨？他举了他当年搞土改领导农会斗地主富农的经验。那一年他所领导的那个片上，农民斗一户地主，由于那户人家平常很老实，对周围的农民也很好，要发动群众去斗他很困难。后来有一天，地主出工干活去了，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儿煮猪食，一不小心起了火，同族的人还去救火。晚上开群众大会时他批评了那些救火的人。为了把群众发动起来，他就在大会上说，那户地主家起火，其实是自己放的火，地主分子的目的是要烧毁浮财，不甘心让贫下中农分得胜利果实。经过他一说明，贫下中农很快发动起来了，以后斗地主分田地搞得轰轰烈烈。

张炳华接着也鼓动说，这一阶段的对敌斗争搞完以后接着就是毕业鉴定。对敌斗争的态度是要进入毕业档案的，它关系分配工作，态度消极的人要留下来审查。

因为对我们的斗争有了利益驱动，经这两位党的干部一鼓动，同学中的积极分子立即来了情绪，以至在运动中对我们不择手段的“揭发”，无中生有。

那一天晚上同学们准备到十二点。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艾天秩教授被派到宿舍，亲自指导大家写发言批判发稿。

果然，第二场批斗一开始，同学们一个个对我们横眉冷对。先是要我任蔼堂和站起来，由某同学带领全班同学呼口号，声震屋宇，令对面楼上好多正在自习的低年级同学从窗户中伸出头来观望。

几个积极分子的揭发，是在看了我的“交心”材料以后，作出的发言。不看我的交待他们能揭发什么呢？

“王！”有一个积极分子厉声对我说：

“你老实交待，你是怎样攻击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的？”

我实在想不起来，后来某同学揭发我说，王在学了党史课《论联合政府》以后，居然说：“共产党今天团结你，明天就要革你的命！”

我想了好久，在一片呼叫声中我终于想起我在我的交心材料中曾写过这样的话：

“共产党今天团结的对象明天就有可能成为革命的对象”，这句话并没多大的错误，因为毛泽东在《正确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文章中说过，“人民”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但他们批判我是攻击党的统一战线。并把原话在语气上作了改动。我不服气。

还有人“揭发”我里通外国，证据是我长期和一个苏联女学生通信，并将一首黄色歌曲翻译给她；再就是宣扬修正主义，翻译赫鲁晓夫的《告苏联全体选民宣言书》；歌颂苏修的宇航员……由于我在审讯中写了很多很多想法，这些“一闪念”都成了我的“反动思想”。

我们班有一个姓刘的女同学，是一个现役军官的夫人，毕业期间时一直把一个五岁孩子带在身边，那天吃中饭时，这个小男孩忽然跑到任蔼堂和我跟前指着我们说，“你们不是妈妈的同学，是反革命分子，我们要斗争你们！”。

刘在班上成绩最差，任蔼堂主张大学要搞淘汰制，曾批评过学院不严格讲究教学质量，不管成绩及格与否和学习能力是否胜任，将所有学生一律升级的作法，提出过要学习西方大学的以考试为主的“淘汰制”教育法。这个交待材料公布以后，刘对任痛恨有加，这个女同学自已是个老实得不会说话的人，没想到今天她竟然唆使自已不懂事的小孩来骂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罪状已罗织得愈来愈多愈来愈严重，我的对抗情绪也愈来愈强烈，他们加强了所谓保卫治安措施，通宵达旦有人看守，房门必须打开，窗子必须紧闭，夜晚上百瓦电灯只能开着，但灯泡吊得贴着天花板，美名曰怕我寻短路，实际是进行精神摧残。小刀、钥匙搜走了，皮带、绳子也搜走了，有天晚上我的皮带掉下来了，便说我是威胁组织……日夜不停的折磨，强大的“攻心战术”，我们变成了精神失常者。由于通宵不能合一会儿眼睛，脑子像裂开一样疼痛，七月大热天，我却像害疟疾一样发抖怕冷。

后来对他们的那套“攻心战术”已麻木了，最后终于跳出来，走入了一个淡定的境界。既然我人生的角色已经被这场运动定了位，那就一切随缘吧。批斗中有时我想着想着便禁不住笑了起来。

小班批斗（下）

有一次批斗时我东瞧西望，心不在焉。大组的一个同学指着我，说我态度恶劣。以后，开会时我总带着一面小镜子，不时照一照。某同学看见了，呵斥我不接受批判，我回答说，“我照照，监督自已，看自己是不是严肃了，因为同学们老说我态度不好。”这句话惹得全组大笑！

我自以为我的“问题”都交待了。揭不出什么问题来了。可是有一个揭发却让我胆战心惊，天旋地转，汗流浃背，浑身无力。

当时与我同组的维族女同学剪翠华突然站起身，疾言严厉色的指着我说：

“王！你还有问题没有交待！你交待，你和反革命分子阳国庭说过什么反革命言论？”

我与这位已捕的同学平时很少交往，也根本记不起说过什么。

“实在记不起来了。”我想了好久，无法回忆。

“哼！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一天可以记住100个俄语单词，可是你讲过的话你却装糊涂记不起。”

剪与我在一个教室同坐一排两年。她俄语不好，老是记不住生词，尤其是那些专业性很强的词。这些词字母多音节也多，有一次一篇新课文有五十多个生词，我大概二十分钟就基本掌握了，而她一个下午过去了还记不住一个。

此时尽管剪骂我狼心狗肺，但我仍对她心存好感。

那是两年前过苦日子快结束时期。有一次食堂从自已的鱼塘里捞了一些鲢鱼。蒸熟后每人发一小条。这时我们已是近两年没沾过肉味了。吃鲢鱼要小心剌。但我却耐不住细嚼慢咽，一下便被鱼剌卡了喉咙。弄得那个星期六一上午怏怏不乐无心上课。后来我在卫生科开了张转帐准备去就近的一家医院诊治。翦得知我是被鱼剌卡了后，她说你先别去。要我中午去她寝室，那时她同室的同学都上街了。中午我去了她那儿，他要我斟满了一大杯水给她，并严肃地要我背转身去，我转身后只听见她小声地念念有词，完了后，她令我把水一次吞下，说也奇怪，吞水后便霍然而癒。我连说好了！好了！我知道当时民间流传着这种法术。我便怏求她：“好人！告诉我这方法吧。”这时翦却一脸严肃，就象今天在批判我一样，骂道“你别自作多情呵！——告诉你，这件事情不准对别人说，说了不饶你！你走吧！”我讨了个没趣，讪讪地离开了她。我知道，这属于迷信活动，说出去是要挨批的，但翦却甘冒风险，让我觉得她待人忠厚！

想着想着便忍俊不住。觉得世间事多么雷同，现在我又被“鱼剌”卡着了。我骨绠在喉，有苦说不得，当年给我化骨的人现在却把一根要命的刺硬往我喉咙里插去。谁还能把这块绠我之骨化去？——只听剪说：“你严肃点！现在你是在接受批判！”

当时她满脸嗔恨。

“交待！”

“交待！”

“老实交待！”

追问像冰雹般打来。

但我硬是不知说了什么。这时，一个叫熊恢绪的同学激动地站起来，手上拿着一张纸条，那上面抄着一段话，是从阳国庭被查抄的日记本上抄来的。这段话借他人的名义恶毒地诅咒着毛主席。熊同学严粛地念着：“‘王’说”，“‘王’又说”。

此时我的周围充满了愤怒地“打倒反革分子王XX！”的声浪。

这里的“王”是我吗？可能是当时阳国在牢狱里被逼一口供认这就是我。避免了对他的深入追查。

这真是一个鱼鲁莫辨的混淆！

后来那段话就强行栽在我的身上，成了我的恶攻言论。

公开批判

当刘剑平认为我被彻底批倒后，院党委便决定召开全院性的公开批判大会了。这都是我始料不及的。那一天早晨朱辅华老师通知我，今天开全院批判大会，要我早饭吃饱些。我以为公开批判大会要对我进行公捕。吃过早饭后，我匆匆写了一封信给我母亲，告诉老人家我犯了错误，可能毕不了业，不要指望我了，就当没有我一样。这里顺便插一段，母亲在收到我的信后，我的弟弟向我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这一天，母亲正和往常一样为病人看着病。这时邮递员老秦又和往常一样隔一段时间给母亲送来一封信。信封上印着《湖南财贸学院》的字样。大儿子这个假期毕业，母亲的眼前充满着阳光。看完了最后一个病人，母亲撕开信封，此时从信封中蓦地一记重拳冲出，把母亲的头脸打得鲜血四溅。母亲一时天昏地暗，乾坤旋转。咚地一下坐到板凳上，半天说不出话来。从此以后我的母亲便只上班少吃饭，变成了另一个人。

这个意外事件改写了母亲的命运。改写了我们家的故事。悲剧的色彩像流水倾泻而来，母亲和弟妹便在这场人祸中挣扎。尤其是母亲在这个悲惨的故事里越走越远，越陷越深。

母亲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我的故事是一个绝不少年老成的男孩子充当主角的。由于少不更事，单纯得使人扼腕长叹。

现在还是说我的故事吧。

八点正，大会正式开始。我是被严若厚与两同学押着进会场的。进场时，严同学对我说要把头低下来，表示有罪。我们都老老实实地低着头，我和任便一先一后的被押入了会场。此时全院的师生员工已济济一堂，会场鸦雀无声，两个不懂事的男生被注焦于百双眼睛。

我和任被勒令坐在台下的第一排空出的坐位上，为了表示宽大，没有要我们站着。

台上坐着雷院长等一干人。雷院长在讲话中历数我们的反动言行。

我们被勒令带着笔记本，要对批判的发言作记录以示接受教育。

那些发言的人有本班同学，有学校教授，还有外班同学，他们鱼贯而上，都事先写好了发言稿，这些发言稿都是在马列主义教研室艾天秩教授的指导和授意下写成。

让我最伤心的是一个年轻教师在上面大骂我们的诗刊上的诗写得狗屁不通。我当即在记录本写了“无聊”二字。

让我最痛心的是硬说我参加了陈钢的投敌叛国活动，说我们向台湾国民党反动派要钱要粮要枪要上山打游击。我于是又在本子上写了“冤枉！天大的冤枉！”几个字。后来坐在我背后的押解我的严同学看了，马上把我的本子送上主席台，一些积极分子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不断向主席台递纸条，强烈要求我站起来低头认罪。

朦朦胧胧不知不觉地一个公开枪毙两个男孩子的“政治生命”的大会就接近尾声。而我最关心的是判决结果。我细心的听着。

雷院长像法官一样念着对我们的判决词：

王XX、任XX系我院会计系1960级会级1班学生，两人在校期间一贯不安心专业学习，放弃思改造，以至发展到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党的领导、攻击三面红旗、创办地下反动诗刊、勾结反革命分子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地步，其反动言行极为猖獗，情节极为严重。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经广大师生员工公开批判斗争后，对其反动言行有了一定认识。根据高等教育部《处理政治上反动学生条例》，给予王、任二人劳动教养二年的行政处分，以观后效。

出乎意料，我只判了两年“劳动教养”处分。

听到这一结果时，台下发出了一片啧啧声，人们感到惊呀，为什么处理得这样轻？我也终于明白，所谓“批判从严”就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所谓“处理从宽”，就是在一些被无限夸大的“犯罪证据”上进行所谓宽大。

宣读完毕，最后的仪式是强令任与我上台表态。

任那天的穿着比平时要整洁，戴着眼镜，衣服上白下青，裤腿有挺刮的线条。他讲话很有学者气，我觉得是所有发言者最好的。他说：

“同学们，今天的对我们的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也是一个斗争的大会，目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团结……我诚恳接受批判，决心花几年的时间在劳动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回到党的怀抱里来……”

任的发言受到了雷院长的赞许。这个公式中的两个团结，遮蔽了那个不为人知的“斗争”之残酷无情。任的声调中洋溢着乐观和快慰。他的这种快慰是他被斗得体无完肤后得到的。

而我却是一头雾水，心中一片空白。我说不出内心话，真话，和很有高度的假话，毋宁不说。

这一天下午，我和任蔼堂先后被叫到刘剑平的办公室。我们的定罪材料已整理成文，还要由我们签名。当我看完那份材料时，我忽然觉得我已完全失去了气力，我的背上冒出的冷汗已湿透了衣衫。我第一次感到了绝望！这哪能里是什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置之死地而后快呵！尤其可恶的是，学校为推脱他们应负的责任，竟将我们的家庭成分篡改为“伪职员”，以之说明我们“犯错误”有天生的阶级根源。我用无力的手颤抖着在在那份定案材料后面签了名。那份材料是一个比泰山还重的磐石，是一个沉重的钢铁铸成的锁枷。我们就这样被财贸学院送上了苦难的人生大道。

一张残缺的毕业合影

对我们的处分宣布完以后，学校轰轰烈烈的斗争气氛也不再充斥着亢奋。班上的同学在忙着做毕业鉴定，等待着分配工作。我们就象是一对被练过靶子的稻草人，被抛丢在了一个暂时无人看管的角落。

这埸整学生的戏总算降下了帷幕。我们双双落水，成为被痛打后的落水狗。又在一起交头接耳。以至抱团也无人干预。

同学们在忙着分配工作，而我则忙着去农场劳动。任剃了光头，我也剃了光头，俨然两个犯人。为了适应未来的艰苦生活，任蔼堂总是邀我练习打赤脚，每天早晨在煤渣上行走。

有一天早上我们正在操场的煤渣上行走，班上的同学们正在不远的地方照全班毕业合影。我听到有人问我们是否也参加，刘剑平回答说，我们没有资格。

这件事让我伤心极了。几十年以后，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湖南财贸学院老校区举行毕业五十多年的聚会，当我看到会上展示出的当年全班同学的毕业合影时，我又想起了上面这一幕，那上面没有我们，却有雷院长、刘剑平、张炳华这些领导端坐其中，这时我已是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了，我真想问问他们的在地之灵，如果我真是你们授予的“反动学生”，你们该是什么？

领导与我们谈话

最后一次与我们谈话的学校领导是教务处长丁修和学院党委宣传部长章怀礼。

章是知识分子，多次参加过对我们的批斗。他戴着一付眼镜，眼镜后面闪烁着两束琢磨不透的眼神，像是吐出的两片乌云。我们进他办公室时他指定我们坐在他办公桌的旁边。我们还没有坐下来，他就厉声批评我们：“年纪轻轻就反党”“不知天高地厚和死活！”

这时任已坐下来，拿出了随身携带的记录本和钢笔。而我却没有做任何准备。对比之下，我显得十分被动。章部长在宣布我的处分时说：

“王，你认罪态度恶劣，情节比任严重。本当是要给你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组织上念你还年轻，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劳动教养三年，好好表现吧。”

这时我才知道我的刑期又被加长了一年。

此时，我瞟了一眼任，他的那张园脸上露出了一丝捉摸得到的笑意。

同时章还表扬任，他指了指任说：“任的情节比你轻一些，但主要是认罪态度好，他在接受公开批判后，端正了立场，主动向党委表示了改造决心，并从当天开始了写思想改造日记。——从今天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任对领导的谈话很重视，他能做记录，你呢？”章白了我一眼，接着说下去：

“任蔼堂劳教两年。”

章后来还讲了些什么，我几乎没法听。

我感觉头脑有些发晕，只是模模糊糊地听章部长说：“……你们在农场劳动时还照样可以办诗刊，可以学习。劳动教养嘛，就是教育培养的意思。”

教务处长是一个老妇人，戴着一付白金框架的眼镜。丁是一个对我们极富同情心的人。她对我们说她在延安时也经历一场抢救失足者运动，那时运动搞得很过火，学校中一些青年娃娃被迫“坦白”自己是“特务分子”，错整了好多干部，连陶铸也不例外，但后来都一一得到纠正。那时候毛主席很民主，还向被整错了同志几次敬礼道歉。

“王，”她说，“讨论对你的处分时，原是打算定你为反革命分子的，要是那样处分就不会是这个结果了。会更麻烦。”临行时，她问我们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这本书没有，语重心长地说，要坚信党，要经得住考验。

听着丁说得有些体贴的话，觉得人间自有真情在，我伤痛的心得到了一些慰藉。

谈完了话，我们走出办公室。这时不知是谁在院子的空坪里燃烧起一堆雄雄的火，火焰把一股浓烟送上了天空，章部长指着那一团火焰让我有些不可理解地说：“年轻人不要气馁，你们要好好改造自已，要燃烧自已，不管在什么时候，青春都应当象一把火发光发热！只有这样，你们和其他同学一样才会有光明前途……”

这天下午，一个姓段的人把我们带到保卫科。段四十来岁人（文革后期因奸污女学生被双开），瘦削脸，颧骨突出，目光寒冷，是整肃我们的专干。从前他每次找我谈话，动员我交待问题时总是带着一个记录人员，他启发我时，我总是觉得我面对的是一条狼，目光像一把锐利的刀，闪现着目空一切，似乎能洞察他人肺腑的傲慢与自信。当我交待不能令他满意时，这狼便会轻轻抬起前蹄，一脚踢翻我的任何一句申辨，并自负地对我说“从反右到现在，你是我经手的第十多个不痛快的人了。”每次离去时，我的谈话被笔录，临走时他还要求我签字、摁手印。

在他们的办公室他通知我明天就去农场劳教。他对我说“你们现在要抓紧时间做好去农场的准备，还有隐瞒的问题要彻底交待，不要去农场后我们又请你回来！”

中卷 风风雨雨西洞庭

那个秋天的清晨

一九六四年九月五的清晨，薄明初透，一弯新月高悬在青蓝色的天幕上。在岳麓山之阴的石佳冲，湖南财贸学院的校门上还亮着路灯，通向望麓桥的小路上，一辆解放牌卡车已停在那儿很久了。我们将坐这辆车前往湖南省常德县国营西洞庭湖农场劳动教养。

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冶金学院、铁道学院几名“反动学生”。他们是昨天晚上被集中送到财贸学院的。此时他们已经上了车。我与任是由保卫科的段科长押送。。段科长带着手枪，在我们后面大声呵斥道：“怎么慢吞吞地呀，快一点！”。

段科长见人都到齐了，便向我们交待路上的纪律，汽车只会在常德停一下，在那儿吃早饭时不准乱跑，不守纪律或者逃跑，后果自负。

段科长说完，便兀自进了前面的驾驶舱。车上留下冶金学院的一个保卫干部监视我们。

马达轰鸣起来，我们都沉默着，只有任蔼堂望了望天上的月亮，触景生情地说道：“月明星稀，乌雀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何枝可依”！别了财院！我来到你这个摇篮，是一场人生误会，今天离开你也更是一场人生误会！

不久，校园里响起了广播，学生们起床了，广播里唱响了当时的流行歌曲，“马儿呵，你慢些走呵慢些走，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一个甜蜜的女高音在清秋的校园上空流荡着，勾人痛楚。

这一刻我想些什么呢？与我同窗四年的同学，都已经奔赴工作岗位了，而我却要到一个条件艰苦的农场劳教三年、脱胎换骨。青春的三年，是人生中一段多么看好的时光，是一个立人、立业的时段，有多少幸运、机遇和美好！到这时我才觉出石佳冲是一个多么值得珍惜的地方，文学，你他妈个老妖婆！让我走上一条不该走的歧途。多么大的人生反差呵！我似乎是一颗被摆放颠倒了种子，当我的同学们在春天的土地上绽出绿芽时，我的茎芽却向地底钻去，我的躯干只能围绕着我的身体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之后，靠着自已的坚韧或许能挣扎而出。

汽车离开了校园，进入常长公路后，满载着一车晦气在黄尘扑面的道路上无情地飞驶。

这一天除了在石佳冲发出了一个这样的专车外，在中南矿冶学院、湖南大学，也开出了同样的专车，总共有三十多人被遣送农场。

二分场九队

国营西洞庭农场位于古老的八百里洞庭水泽中。沅水、澧水中的泥沙持久经年地在这儿淤积，形成了一片芦苇丛生的湿地。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劳改犯人在这儿服刑，经过围垦，便在这片广袤的沃土上建起了涔旦、西湖等几个农场。在湖南，人们很容易把西洞庭农场和西湖农场混淆起来。其实前者是国营农场，职工是全民所有制的农民，后者在当时是劳改农场，人员是服刑的罪犯。1957年开始，政治运动一浪接着一浪，省直机关中那些开除留用的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类受行政处分而需要监督劳动的人，或者是记入“另册”的人，大多都送到这个属于省农垦局的西洞庭湖国营农场“劳动考察”、“劳动锻炼”。我们是因“思想反动”送到这里来“劳动教养”的“反动”大学生。

汽车从长沙出发，经过常德城后，在弯曲的沅江河堤上颠簸了五个多小时，于当天傍晚到达西洞庭农场场部。第二天清早段科长便通知我被分配到二分场九队劳动改造。

这天刚吃过早饭，便有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汉子和一个单瘦的、镶着金牙的小伙子来领人，他们头上戴着由箬叶镶贴的平顶斗笠，还带着扁担和挑索，要帮我搬行李(我的行李只有一床棉被，一只装着换洗衣服和几本马、列、毛著作的纸箱。我的书籍离长沙时一齐卖给了古旧书店)。这样的礼遇使我十分意外，我是一个戴罪之人，当然很知趣的予以谢绝。到了队上我才知道，中年汉子叫王介凡，队上的治保委员，是中共党员；小伙子叫刘炳生，队上的团支部书记。我被安插在他们生产组，因为这个生产组政治结构好，最适合对我的改造。从总场到二分场九队相隔不到一里路，到达生产队的时候，全队的人都出工了。

我们这个生产队有两个居住点，一边是职工家属区，一边是单身汉区和食堂。均是一排排低矮的茅草屋。队部旁边紧挨着食堂，食堂前面的空地上竖立着一根高高的杉木旗杆──湖区农村生产队收工时不敲钟，因为那些废钢废铁全部在1958年炼成了“超英赶美”的“钢锭”，现在只好用升旗来发出收工信号。当我把行李放进宿舍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这茅屋是那样幽暗、阴森。那屋子的墙壁是用芦苇杆糊着一层掺和着牛粪的黄泥巴构成，窗户是农工们用镰刀挖割的方形小孔，在上面蒙上一层微微透光的塑料薄膜。这茅草房和学校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相比，已经低了若干档次。当初在学校反省时，我被那日夜不断的车轮审讯和大小批斗磨得精疲力竭，我盼望解脱，盼望快去农场。现在已经到了农场，新的生活即将开始，抚今忆昔，心上却又蒙上了一层悲凉。我将在这片茅屋坐落的土地上度过一千零八十个日日夜夜，一千零八十个日夜以后的结局不可测。对于我这样一个“政治生命”被判了死刑的人，我不知我应建立怎样的精神支柱来度过这段苦难的韶华岁月。

押送我来农场的段科长见我一脸愁云，为了稳定我，矫情地做出一副对“给出路”的无限亲切姿态：他忙不迭的替我安放床铺，收拾和打扫着屋角旮旯，还不失亲切地说：“你要在这里安心锻炼，改造思想，你不就是那么个问题嘛，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呵，前途还是光明的呵！”

亮相

当那面在风吹雨打中褪了色的旗帜升上半空的时候，农工们渐渐回来吃中饭了。有几个人煞有介事地在我宿舍门口探头探脑，想抢先看一看这些传闻已久的“反动”大学生是何等模样。我不置可否地坐在床沿上，等待着在群众大会上出台亮相。不久从队部那边有一个人用土喇叭不断地吆喝着：“今天中午开群众大会！”这个队没有五类分子，土喇叭强调说：“所有的人都必须参加。” 段科长笑眯眯地对我说：“你去开会吧，和群众见见面。”

会场在队部。那是一栋宽大的稻草房。它的两旁住着生产队长和支部书记。当段科长把我送进队部会议室的时候，会场中已席地挤满了男女职工。他们嘻笑着、打闹着，讲着桃源、益阳、沅江等地的方言，人人的皮肤和面孔都被晒得黑黝黝的。见人到得差不多了，喊喇叭的人──队上的薛支书宣布开会。

薛支书看上去约莫三十出头，穿着四个荷包的士林布黑衣服，眼睛明亮，脸不像农工那样黝黑，蓄着一边梳的头发。他先安排了明天的生产，接着便强调“阶级斗争”，批评有些农工下港子捉鱼改善生活是搞资本主义，接着又说：“我们队来了一个犯错误的同志，哦，一个新人，是湖南财贸学院的大学生，要到我们队上劳动，接受群众教育。”听他的讲话，我便知道这里还没有开展“四清”运动，这个农民出身的生产队的领导人还不清楚未来“四清运动”的严峻形势，否则就不会在这个“欢迎仪式”上如此地对我轻描淡写，称我为“大学生”。但他的态度却很严肃，望着他脸上并不显得和蔼的肌肉，我心中顿生一阵惧怕。最后他说：“请省里来的领导段同志做指示。”

段科长从我身边站起来，走上讲台。他微笑着，向农工们挥一挥手说：“工友们辛苦了！”接着命令我站起来，面孔霎时布满了肃杀的秋霜。只听见他严厉地说道：“他叫王XX，现年二十一岁，是我院社教运动中清理出来的反动学生。”当他说到“反动学生”四个字时，他故意停了下来。这时会场刹时安静下来。

“你们知道什么是反动学生吗？”当那些农工们把眼光投注于我的时候，段科长接着说：“反动学生就是反革命分子。他不是下放劳动，而是劳动教养。劳动教养就是管制生产。表现不好，还要加刑。”接着段便历数我的罪行，他说：“他的罪恶很多，一是办挺进报，搞地下刊物，妄图推翻共产党；二是收听敌台广播，与特务勾结，企图与蒋匪联系，上山打游击。他是一个浑身有毒的人，按他的罪恶已经够枪毙了！你们今后要擦亮眼睛，监视他，管制他。只许老老实实劳动，不许乱说乱动，从今天起，他要离队外出，必须向治安委员请假……”

我屈辱地站在会场中央，听凭段科长恶毒地、变本加厉地倾泻着那些不实之词。在学校公开批判时，雷院长还只是说我是“反动学生”，而现在段科长为了让这些朴素的群众与我划清界限，竟又将我绘声绘影地描述成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

段科长停了一下，接下来补充说：

“我们现在不枪毙他，是对他的宽大。党的政策就是给出路，不把人一棍子打死！”

听完段科长这些说词，我才弄清楚我在反省期间常听到的“不把人一棍子打死”这句话的含意。我今天落到如此地步，确实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是今天一棍子，明天一棍子被慢慢置于死地。昨天我还是“反动学生”，今天就变成了一个罪该枪毙的人！这第二棍比第一棍的杀伤力大多了！

这个屈辱的场面令我终身难忘。在著名小说《简爱》中，简被送到教养院去的时候 ，其亮相的场面与我此时的景况何其相似！

第一个劳动日

我来农场第一天劳动的早晨，队上的保管员按农工待遇发给我一件棕蓑衣和一把锄头，另外还有一根竹扁担。那天清晨，王介凡分配我跟一个叫老丘的人去种灰萝卜。后来我才知道老丘名字叫丘家栋，是个复员军人。队上的人都叫他丘老师。实际上他只是队上红专夜校的老师。在队上是和会计、统计一样有初中文化的农工。在农场这个很基层的生产队，当时有文化的人极少。

丘老师很乐意带我与他一齐劳动。他把我带到田里，那是一片已经翻耕的田地，犁坯子已经被秋天的太阳晒得发白，烤得焦焦的。

“我们今天的任务便是将这些犁坯砸碎。”丘老师说。

说完，我便跟着他用锄头砸起犁坯来。碎土的时候，丘几次停下来，看我握锄的姿势。他说耪土的时候，手一定要把锄头把子握得紧紧的，这样手就不会打起血泡。

我想劳教的头一天，应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要是把第一个印象弄坏了，以后要改变它，就要花很大力气。我希望好好干下去，争取提前解除劳教。这个动机驱使我干得很紧张很卖力。我脱去上衣，也学着丘老师的样子，光着身子。感觉到秋天的阳光像一把梳子在我的皮肤上抚摩着，慢慢便有些灼痛起来。时间过得很快，不久我们就把那片土整理了一大半。丘似乎看出了我在劳动时的不自然和紧张，他对我说：

“小王，你来农场劳动不是一天、两天，不要着急，慢慢地干，以后习惯了，就很自然了。也不要有思想顾虑，劳动态度要好。你们虽然带着处分，但我们这里不是劳改农场。你主要是改造思想，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以前还有几个省里犯了错误的大干部也下放到我们生产队，队上也不要求他们做多少事，后来时间一到还不就回去了。”说完，他把锄头放下，坐在锄头把上歇气、抽烟。我也随他一道坐下来。

丘的话让我觉得我们目前的这种劳教处分，似乎和公安劳教还是有些不同。他的没有敌意的亲切态度，让我有了一种希望和轻松感觉。

第一天的劳动不算累。我的手上没有起血泡，但是指根下开始有了一层亮亮的茧。我天真的认为，一个反动学生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

当太阳西落时，我觉得我生命中黑暗的日子似乎并不是想像的那样不堪。我自我安慰，三年的劳教会像今天一样随着日子一天一天逝去。

农场的夜晚寂静得很。我和团支部书记刘炳生同住在一个房间，他抽着一张用废报纸卷起的喇叭筒烟卷，看着我在煤油灯下拟草一份《劳动改造计划》,写第一天的“劳动改造日记”。他叹息着：“干部、学生犯了错误就下放到我们农场来搞劳动，我们却是一辈子在农场劳动。”又问我大学毕业后的工资是多少，我告诉他第一年四十三元，转正后五十三元。他听了惋惜地叹了口气：“你何解要收听敌台广播，上山打游击哪?这不是放着舒服的日子不过，霸蛮要到农场里来日晒雨淋。农场苦得很哪！”

对于“打游击”的不实之词，在校时我就多次申辩过，结果每次都以认罪态度恶劣，妄图翻案而告终。如果我现在仍然说出事情的真象，我今后的劳动就会因拒不认罪而付之东流，今后不但不能安排工作，还要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

夹紧尾巴才能进入角色

初秋的西洞庭湖区，白天炎热，夜间凉爽。那一望无涯的田野，被笔直的绿树成荫的机耕道纵横交错地分割成一片片整齐方正的农作区。这是一段农活暂时清闲的时间，一大清早农工们就吃了早饭，悠闲地在屋檐下“嗬嗬”地磨着锄头，准备去薅田埂。火红的太阳不知不觉地升到半空，蓝湛湛的天空下，明媚的阳光把田野里一望无涯的晚稻辉映得金光灿灿，沉甸甸的稻穗随风摇曳着，涌向遥远的天边。劳动的时候，放眼望去，田野里似乎只有寥寥的几个人在劳作，白色的水鸟不时滑翔到田埂间歇息。农场里每个劳动力平均约耕作三十亩土地，我们分散在这样广阔的劳动空间里，有较大的自由。生产队没有要求我完成劳动定额，我的工资叫做“生活费”，每月21.25元，相当于一个一级农工的工资。生产组的人对我十分宽厚，似乎只要我跟着出工就行。而且总把我安排在妇女中干活。然而我总想表现好一些，仍然竭尽全力完成定额。一天下来，虽然肌肉酸痛，但味口却特别香。晚上，我没有任何会议可以参加，便在煤油灯下读书，研读毛泽东的四卷选集。但看不到几页就觉得眼皮子打架，一倒上床，睁开眼，便是新的一天开始了！

这种和农工们一样的少有拘束的劳动，使我批被批斗得流血的心得到了休整。出工的候，我常常带着一瓶水、一本俄语词典。心情好的时候还要在稻浪中无忧无虑地引吭一曲《伏尔加船夫曲》。

农场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有一天一个花鼓戏剧团来农场演出，晚饭后刘炳生邀我去农场俱乐部看节目，并强调说是革命戏《箭杆河边》。由于宣传部门冠以“革命”二字，看这些戏就成了每个人的政治任务，不积极去观看，就被看成是不能自觉地接受思想教育而在政治上消极落后甚或反动。我接受大学时办诗刊的教训。那天收工后我虽感到很劳累了，但一听说是革命戏剧，却不敢逃避。洗澡后我便跟着治安委员王介凡和刘炳生去了农场俱乐部。

其实这出戏我在长沙读书时早已领略过了。它把土地革命时期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不恰当地搬到了六十年代的农村，是为宣传“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这一政治口号服务的。这种戏剧在情节上公式化，戏中的人物严格说，不是人物，是当时“左”的思潮伦理道德规范的化身，只要看过一次再碰上它简直就味同嚼蜡，那种令我无法接受的唱词和演技，没多久就撩起了我阵阵睡意。后来，我借故上厕所，便离开了剧场，径直回到生产队宿舍，迫不及待地上床，一觉睡到旭日东升。

我的不辞而去，给治安委员和团支部书记带来一场虚惊。他俩看完了戏还不见我的踪影时便惊疑起来，想起了段科长说我是个罪该枪毙的反动学生，想起了剧中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抗拒改造，竟以为我逃跑了，于是就立即报告给分场、总场保卫部门，派出民兵四处搜寻。最后找到宿舍，见我在蚊帐中酣然大睡，也没喊醒我，才如释重负地走了。

几天后生产队开群众大会，治保委员要我去参加。支部书记薛守田没有点名的批评了这件事，说有人只爱看风花雪月，才子佳人，不接受革命戏剧的教育，在学校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不重视思想改造……

散会后刘炳生对我说：“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工人身上不要紧，可是对你们这些犯过错误的知识分子来说，人家就不这样看了，要夹紧尾巴做人呵！”

刘炳生的话给了我很深的启示。记得那天我在改造日记中写道：“我要牢记我是来改造的，是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从这以后，我便经常提醒自己，我已经从一个大学生沦为一个被群众监督的罪犯了。我早出工，迟收工，还替队上打扫公共厕所。我的行动逐渐得到了农工们的同情，我和农工们的关系渐渐融洽起来。群众避开了“反动学生”、“劳动教养”这些可怕的称呼，他们称我为“大学生”，把“劳动教养”改成了“劳动锻炼”。

薛支书说，我和下放干部一样

有一天收工后，薛守田找到我，要我准备一下，明天早晨出工前，给大家教唱革命歌曲。

这是我在农场的劳教生涯中第一件难忘的事。

那是一个晴朗的秋天的清早，飒飒的秋风给湖区带来了一阵寒凉，全队的农工们齐坐在队部前的禾场上，很严肃也很认真接受我这个大学生的教习。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文盲，也许是头一次接受音乐教育。而我却是以一个罪人的身份来做这件事的。飒飒的秋风使我有一种时耶命耶的悲凉感。

我教的那首歌是当时一首很普及的红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进行曲高昂的调式和豪情的歌词使人振奋。我教完歌后，生产队长——一个当过解放军士兵的人——指挥民兵们开始了队形操练。

农工踏着节拍列队齐步走着，嘹亮的歌声在清秋的禾场上空回荡。我站在禾场旁，生起了一片苍桑之感，眼前浮动着国庆节一幕幕的隆重场面。在共和国华诞的那天，一队队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跳跃欢腾，一群群身穿绚丽衣裙的少数民族姑娘载歌载舞，一辆辆装饰着绚丽鲜花的花车被人们簇拥，让我依稀回忆起自已曾是一个红旗下成长起来的少先队员时的兴奋心情，想到如今我又成为一个红旗下的罪犯，思潮起伏，千言万语涌上心头，竟难以移步了！

这次教歌拉近了我和农工们的距离。我的生命似乎接通了劳动教养和工农群众接合在一起的曲折逻辑。

后来，我向支部书记薛守田汇报思想改造情况时，他鼓励我说：“你们和下放干部一样，好好干，锻炼几年还是要上去的，不要背包袱！”

我逐渐习惯了这种强制改造，为了杜绝抵触情绪我常常反思：自己虽不像是定案材料中写的那样十恶不赦，但终究还是有资产阶级思想嘛。既然毛泽东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讲话中，强调他们这些革命领袖都需要改造，当然我就更要强迫改造了。虽然冤屈，但这毕竟是个宝贵的磨炼机会呀！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中不是引述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话吗？我像阿Ｑ一样自己宽慰和麻痹着自己。

就这样，我的劳教生活过去了一月。我在那本《三年早知道》的日历上为每一个逝去的日子划了一把斜杠。有时候我呆呆地端详着手中的这本日历，感觉到那未来的每一天都是一个迷茫的问号。时间的脚步走得多么缓慢！

过去了的这一个月总体来说，日子并不难熬。因为我是在一个国营农场的农工中生活，没有高墙和武装警察把守，似乎连语言暴力也没有发生过。由于生产队的领导人对我的宽松，除了进出生产队需向治安员口头请假外并无其它管制。我的心态也还不错，我就觉得真是和下放劳动差不多。

在这种自我麻醉中，白天出工时我都带着毛泽东选集以便休息时学习，夜晚也不早睡，总在灯下阅读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的著作。

但我始终不能忘记自已是一个无罪的人。有一天，我在田边哼成一首《如梦令》·思想改造：

日日立新破旧，四卷不曾离手。必欲做新人，艰苦三年奋斗！奋斗！奋斗！定要专深红透。

令我感动的陈书记

不觉间已过去了一个月。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宿舍读书，治安委员王介凡来到我们宿舍通知我，要我第二天到场部开会。这令我十分高兴，我把这一次开会当做了一次聚会。

第二天我早早到了场部。会场在场部的俱乐部，就是刘炳生带我看《箭杆河边》的那个剧院。开会的时候，会场十分冷寂。我数了一下劳教学生，共有三十多人。在会场里我看见在我们中有两位年纪比较大一些的，会后才知道，那两位是1959级湖南大学的学生，1963年毕业时，被送到株洲的一个叫什么“新生机械厂”的劳改工厂劳教了一年，新近随着我们的到来也转到农场来了。湖南省的高校“清反”运动起始于他们那一届，至1964、1965年全面铺开。我们这支队伍的人数便会越来越多。因为每年都有新生加入，而解除处分的人几乎很少。粗略计算一下，如果按每年划三十个劳教学生的增长额，到我刑期届满时，队伍将会扩大到100多人！

去开会时，我觉得这是我来农场的第一个休息日，我换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后来我发觉我真是一个不知死活的人，因为这三十多人中唯独我穿着一身整齐干净浅黄的青年服，丝毫不像个劳教人员样子。而其他同学都摘了眼镜，脱了学生服，面容惨淡，穿着破旧衣裳，有的人仿佛是才出工回来，劳动服都来不及换，沾满了田泥。不少人带了改造日记本和毛泽东著作选读，显现出改造的积极性很高。我意识到，我今天的穿着仪表，是一个可怕的错误。看看台上，有一个会议主持人（会后知道他是湖南大学派来视察的政治干部）正对教育厅来的人对我指指点点。我便有些紧张。

至到农场的党委陈书记讲话时我才认真听了一下。

陈是一个瘦个子，不高，穿一身褪色的黄军服。

“同学们！”陈书记说，“你们来农场劳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想大家正在适应这里的劳动生活，在这段时间据群众反映，大家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能改就好了。但是像你们所犯的错误就很不应该了，想想看，你们都是红旗下成长起来的，都是党和人民的血汗哺育你们。可是你们却走到了一条错误的路上，一条不应走的路，这是多么令人痛心。但是党和人民还是没有抛弃你们，想相看，为什么不把你们送到劳改农场去，而是来到我们这个国营农场，这就是相信和期望你们能改过自新，接受贫下中农教育，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和公安劳教很不相同的……”

陈书记的讲话语气一直很缓和。总是用同学们来称呼我们。

他在讲话中还提到了一个叫做陈正甫的同学。陈是湖南大学化工系毕业的。来时身体就很虚弱，半个月前就患了肝脓肿，后来送到农场医院做了穿剌，还需要输血。当时他们队上的农工纷纷报名给他献血。现在陈已经恢复得很好了，正在医院后续治疗。

陈书记接下来说：“这件事说明了党和广大贫下中农并没有因为同学们犯了错误就置之不顾，就嫌弃大家，这充分体现了贫下中农的宽阔胸襟，希望大家看到光明，看到前途，努力改造自已，脱胎换骨。”

陈仿佛是个诗人，最后他激情地说：“大家不要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要让贫下中农的鲜血真正流注到你们的政治生命中！”

陈的讲话使我热血沸腾。我认为不管我有没有错误，我都应当在这里安心劳动，抓住这个机会好好锻炼自己，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

陈的讲话，使我觉得这是一次规格很高的思想改造的动员大会。因为农场里四类分子开会通常都是由治保员训话。而我们这批“反动学生”却是由农场的最高领导人做思想工作，这使我又多了一层欣慰。

有五人劳动考察

这三十多人中有“劳动考察”五人：他们分别来自铁道学院、湖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和湖南师范学院。其余均为劳教。“劳动考察”的人比我们每月生活费多一些，解除处分后作为干部分配；而劳教的则只能作为工人分配在大集体企业。但都一视同仁地须接受强迫劳动。

在劳动考察的人中有两个让我记忆犹新的人：王熙仁属于二劳改。他年龄偏大，远在1956年就考入了大学，不幸没有跨过黑色的1957年而被划为学生右派，放在大通湖农场监督劳动。期满后召回学校续读。到了1964年大学毕业时，从新沦为反动学生，受到劳动考察三年的处分。

许烈武是广东农村的一个贫下中农家庭的子弟。他在与我邻近的三分场十二队劳动。许来时有严重肝炎，他被安排在生产队的牛棚里看牛。有一天我在与他队相邻的边界地锄田干时看见他正牧着一大群水牛，许手持一根竹杖戴着一个斗笠站在小堤上。那种形像让我想起了苏武牧羊。我便主动地与他打招呼。我问许是因为什么事来劳动的。许见四周没有农工劳动，便简单地说了一下。许说话很谨慎：

“我真是不应该犯下这样的错误，我真地从内心感到对不起党对我的培养，对不起包括我父母在内的贫下中农，我来农场劳动是党对我的挽救……”

许告诉我，他的问题发生在1961年那段缺粮食少油少菜的“苦日子”期间。在六二年的饥馑日子里当时学生的口粮不够，不少同学因为受不住寒冷和饥饿的折磨，患了水肿病。眼看着同学们个个住进了“营养食堂”，系里面的那个党支部书记还在一味地减少学生粮食指标,鼓吹粮食问题实际是思想问题,要求同学们放减少口粮指标的卫星。许对此极为不满，便匿名写信给国务院，要求改善学生生活，保证学生健康。不久省公安厅对这封信进行了专案调查，终于找到了这位写匿名信的人，由于反映情况属实，许根正苗红，此事当时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予追究。同时国务院还责成有关部门为湖南省高校学生增加粮食定量。但到了1964年学院清查反动学生时又老帐新算，许毕业时被定为反动学生，公开批判后，领罚劳动考察三年。

我觉得许和自已一样不能看作是反动学生，而是一个讲了一些真话的热血青年，觉察得出，他的那些“认罪”“挽救”言词已经成为我们这类人的专业用语，是些无可奈何、言不由衷的话，不强迫自己说这些话，就永远是认罪态度不好，过不了劳改关。

诗意生活遭到毁灭性打击

这一年的10月份，中央发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这个报告重点是夺权，经刘少奇起草中央指示和毛泽东签发后在全国掀起了夺权运动。此外中央还发了“前十条”和“后十条”等一系列文件。一个七、八百人的省委社会主义教育分团 进驻了西洞庭农场，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农场掀起，到处都用石灰水在墙壁上刷写着“揭阶级斗争盖子”、“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并用十分醒目的标语向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其他危险分子”提出严历的警告。整个农场笼罩着一层山雨欲来、天昏地暗的恐怖气氛。从农场的机关干部到生产队的队干，还有那些出身不好的职工都感到紧张或惶恐不安。

有一天收工以后，我正在宿舍里读毛著，忽然王介凡带着一个讲广东话的人严肃地把我从宿舍里叫出去，王介凡向我说这是农场的保卫科的古科长。古科长对我历声问道：

“你就是反动学生王XX吗？”

“是，我是由湖南财贸学院送来劳教的。”我恭敬又态度老实地说。

古说话的时候广东音很浓，他面部少肉。由于职业原因讲话时显出特别的凶狠，歪着头。古的这种态度着实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你必须老老实实改造，如果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我们将把你送到劳改农场去！你听清楚了吧？”

“我从前的问题已经做了组织结论。我不是反革命分子。来农场后一直安心改造呀。”

“你从前的问题我不管，我是指现在。”

他接下去说：

“你不要不老实，现在是运动时期。”

古说完这些话，只是对王介凡打了下招呼，就匆匆忙忙向毗邻的三分场子八队走去。我估计他是去口头警告那位姓许的反动学生了。

不久，我们这个生产队驻扎了一支十七人组成的社教工作队，这些人都是从外单位抽调来的机关干部，政治学徒 。他们来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联，强化阶级斗争，把所有的队干部统统打倒。其中有个被称为张队长的人,进了生产队以后,先召开了一个贫下中农大会,问了一下情况,然后来到支部书记薛守田的家里。跟薛守田谈了一会儿话，又在屋里屋外打了几个转。

薛守田贫农出身，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农会主席。农场第一届省劳模，来农场后一直担任队上的党支部书记。他家住在队部办公室旁边的两间稻草房子里，屋子里挂了几块腊肉，挂着两条风干鱼，这是前不久食堂分给大家的。队上的农工包括我这样的单身汉都有，丝毫不足为奇。这位张队长晚上便召开贫下中农大会，下结论说：“这个薛守田是个贪污盗窃分子，他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戴着支部书记的面具，表面上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却与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那个反动学生经常往他家里跑，就说明了问题。他多吃多占，你看他家里挂的那些腊肉吧。他对群众进行压迫打骂。他当了支部书记发了财，又拿五级农工工资（每月五十来元），成了全队的首富。一眼就可以断定他是个阶级异已分子，你们清查他吧，不会错的。”于是在张队长讲了这一番话后，驻队的工作组立刻行动起来，匆匆忙忙地拼凑了薛守田的“十大罪状”，把他确定为斗争的重点对象并停止支部书记职务，“挂到”了“楼” 上去。同时还发动贫下中农揭发所有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开展对敌斗争。我们这个队没有四类分子，找不到对敌斗争的活靶子，于是那几个地富出身的农工，我这个“反动学生”、“搁”在楼上的队干部便成了队上的“一小撮”阶级异己分子，而我这个被劳动教养着的“反动学生”更成了四清工作组虎视眈眈的对象。

我那“书锄不曾离手”的诗意生活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我头上的两颗剋星

我在生产队人际关系的恶化，首先是从我所在的生产组开始的。

我们生产组有个贫农“根子 ”，此人粗识文字，但二流子习气却很严重，以前常因为不遵守劳动纪律受到队上的批评。我来到生产队后，他经常向我借钱，而每次借钱给他时，他都酸溜溜地说“要好好靠拢贫下中农”，我借给他的钱常常是“黄鹤一去不复返”，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健忘，后来次数一多我便发觉他是在对我进行勒索，后来我便不再借钱给他，他对此耿耿于怀。四清工作队进驻以后，他空前活跃起来，成为四清工作队串联的对象，扎根对象，后来他又进了四清工作队办的骨干学习班，成了全队火红的“根子”。一霎时，田间、晒谷场、食堂、大小会议上都可听见他哇啦哇啦的声音。他四处扬言支部书记薛守田和治安委员王介凡与我划不清界限，对我“娇生惯养”，不给重活干。

我在生产组的另一个剋星是一个叫做杜家银的老农工。这个人年纪很大，约莫四十来岁。爱穿一身灰色的干部服。在生产队是一个受到特殊照顾的农工。和我一样从不干重活，我们经常和那些妇女们做点轻事。我来场时他一直对我很和善。我们都是吃食堂。有时他炒点肉喝杯小酒也要叫我。四清工作队来了以后，认为他是一个变懒的党员，想把他教育一下。便安排他去踩人力打谷机，这是大收时最累人的活儿，他却仍赖着不听分配。这时我已经主动地在打谷机上干了几天了，大家认为我比他还能吃苦耐劳。有一天晚上开班组生产会的时候，一个姓魏的副队长来到我们组，我没有资格开会，在床上睡觉。朦胧中我听得魏副队长说；

“王湘平从来没干过农活，他也做得很好，你为什么就不能干？”

“他是来劳动教养呀！”杜反驳他。

魏绕开了劳动教养这个问题。很强硬地说：“现在是大收时节，抢收第一，你是共产党员，要带头。不能做懒汉。”

第二天杜便怏怏不乐地上了打谷机，他确实是一个不会劳动的人，手脚很不灵便，当我们把打谷机踩得飞转的时候，他的脚不能适时踩上踏板而引起同伴的嘲笑和催喊。从这一天起，杜便把他的满腔怒火发泄到我的身上。他像犯人一样怒目着我。我莫明其妙地问他，究竟是什么事情得罪了他时，他会威胁我说：

“跟你讲硬的，你要和我对着干，你一辈子都别想出农场！”

我才知道，是因为我上了打谷机才迁怒于我。

由于我来农场劳动不久，学生气未能全部磨去，又缺乏生产技能，干活时常有不周到的地方，这时只要“根子”和杜家银在场，我便会受到他们莫名其妙的谩骂。四清工作队禁止我到食堂厨房去帮厨（警惕我放毒），而“根子”又禁止我去晒谷坪干活，认为仓库是队上的重地。有几次生产组派我去晒谷，都被根子赶回来。我在生产队成了鲁迅先生在《祝福》里写的祥林嫂，随时都可以听到“祥林嫂，你放下吧”那冷酷的声音。

所幸的是，没几天杜家银便调到了另一个生产组去了。

我要求去劳改农场

抢收晚稻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生产组已由“根子”掌了权。有一天收工后我被派去干黄豆脱粒。这种活儿劳动强度极大，还要熬夜。从前都是派壮实劳力去干，而且只干半个班就休息一个白天，现在这种活儿成份好的派不动，只好由地富子弟、我和几个“四不清”干部包着。

湖区深秋的夜晚沁冷寒凉。几百亩旱地上被刈翻的黄豆杆晒干后，又收拢来码成了垛，在朦胧的夜色中宛如一栋栋的草屋。一架巨大的联合收割机爬行了一个下午，终于才从机耕队到达工作地，它宛如一座恐龙似地趴在地上，那照明灯亮着疲惫的黄光，马达轰鸣着，推动着飞轮，发出令人不安的“哐嘡哐嘡”声。我们几个人按照折垛、递送、喂料等工序组成了一条流水作业线，不停顿地挥舞着扬叉，将一捆捆豆杆子喂给这条铁龙去吞吐、消化、再哗哗地排出豆粒来。整个脱粒场上灰絮漫空，我们用毛巾蒙着头，盖着口鼻。那位机手似乎早就知道了我们这些人的底细，将机器一开动就闪到稻草摞子里打瞌睡去了，我们是“异已分子”，没有夜餐供应，也没有工间休息，只有我们叫唤机手给水箱加水的时候，我们才能歇一口气。我们的劳动节奏完全为高速运转的机器所驾驭，我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描述：“人成了机械的奴隶”。我们整整地干了一个通宵，拂晓才回到宿舍，我澡也不想洗，便一头倒上了床。

迷迷糊糊地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忽然被人叫醒。睁眼一看，原来是那位四清工作队的张队长，只听他恶狠狠地说；“大忙季节，大家都在出工，你怎么在这里睡觉！”我原本还想辨解一下，但我又意识到在这阶级斗争被搞得剑拔弩张的时刻，讲多了只会招致改造态度恶劣的罪名，对这样的冷血动物只有逆来顺受。我赶忙爬起来，担起箩筐，带上镰刀，急忙向田野走去。

秋末的阳光明媚而又有些温暖。虽然我受到了呵斥，但我仍然有一种感受这洞庭原野秋天的丰姿和繁忙的心情。“乱云飞渡仍从容”、“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巍然不动”，我天真地朗诵着这些诗句来平稳心态。当我来到我们生产组田地的时候，我却看到那位“根子”我必须接受其教育的人，趁着农工们送谷子去晒场的机会，正扭着一个女人在打谷机后面的一堆稻草把子上翻滚着。那年轻的女人使劲地抗争，拼命的叫着，她的上衣已被“根子”扯开，露出对白花花的奶子。这个女人是我们生产队一个地富子弟的老婆。他男人姓戴，一个老老实实的农工。“根子”听见有人来到的声音，便从稻草上爬起，慌忙地系着裤子。但他一见是我，便哈哈地干笑起来，若无其事地指着旁边一块二亩的稻田说：“这是分给你今天下午的任务！”

“根子”的笑声让我感到恶心！也使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难过！

这是一个渺小的不屑之徒，而我却因为是“反动学生”不得不听任他的指挥、支配。我感到了莫大的耻辱和悲哀。

……太阳慢慢地沉入天边的地平线，宛如一滴硕大的血泪悄然向地平线下滑落，如血的残霞点染着苍茫的暮色，显得有些悲壮。我疲软地踩着打谷机，脱完一个禾把又一个禾把。我望着天边的落日，一种惆怅、愤怒的情绪在胸中膨胀着。党和政府以及我的母亲含辛茹苦地培养我上完了大学，我成了一个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当涌泉相报，正是凭着这种信念，我才自觉地忍辱负重接过这怨案带来的深重处罚，期望着今后能带着这被鞭挞得伤痕累累的灵魂去报效祖国。然而现实太残酷了，我的体力，我的意志抵抗不住这沉重的压力。我的尊严越是受到凌辱，我的人格意识就越发变得坚强。我一时冲动起来，横下心来要脱离这奴隶般的生活。我放下手中的禾把子，愤怒地瞪了“根子”一眼，便扬长离去。根子见我在反抗，在我背后吆喝着，大骂我抗拒改造，我也毫不示弱地回敬他：“你有什么资格来改造我，一个典型的Мошенник пролетарий！（俄语：流氓无产者。）

回到宿舍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有一种说不出的超脱感，因为我毕竟反抗了，叛逆了。我的只进不退的不明智的倔强，让我像一只冲出樊笼的小鸟盲目地向一堵铜墙铁壁撞去。即使头破血流我也会再所不惜。无意中我隐隐地听到那位根子正在食堂里向社教队长汇报，那位社教工作队长高喊着：“谁说二分场九队没有阶级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开斗争会！”

这天晚上我在荧荧的煤油灯光下写了一封信给学院党委，我在信中呼吁：“沉重的劳动强度，极大的精神负担和人格侮辱使我感到走投无路，我要求到劳改农场去改造！”

张队长和魏副队长

四清工作队有两个人给我的印象最深，一位便是上文所述的那个张队长。一个干瘦、矮小、剃平头的人，据说原是某农场的监委书记。此人见了谁都铁青着一张脸，尤其见了我更是充满了阶级仇恨的眼光，他像一个幽灵似的在队上徘徊着，观察一切人。地富子弟，几个队干部见了他就像是老鼠见了猫儿。我对他远而避之，生怕被他抓辫子而被作为阶级斗争的活靶子。

四清工作队的副队长老魏，据说是省里某部的一位干部，经常穿着一身褪了色的黄色军干服，清瘦的脸上则常挂着笑容，一头花白的头发，即使见了我也常用善意的眼神打个招呼。老魏这个人对我们这批苦命儿倒是常怀善意，他常说他是来搞社会主义教育的，就是来教育人的，他和谁都可以接近，运动中我们有什么思想问题可以随时向他反映。

四清工作干部驻队以后，夜晚经常召开贫下中农大会，由四不清干部轮番在会上“洗手洗澡”“放包袱” 。我和地富子弟们是不能参加会的。

我和那几个地富子弟是夜里加班派工的对象。如无事可做，四清工作队便强令我们我读《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篇文章。以后我便成了读报员。有时老魏也来组织我们学习。当时我认为我已走上了和地富子弟相结合的道路。我如果要爬出这个泥坑，就只有伪装极积和他们划清界限，在他们身上找虱子，不断向工作队密报他们的动态。但我认为那样做，我便成了一个低级的人，卑鄙的人。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煤油灯下学习。宿舍里空无他人，夜寂静得很，只有秋虫在夜幕的草丛中唧唧喳喳地吟唱。来农场几个月，毛泽东的几卷雄文早已浏览完毕。实际上我在大学二年级时这几本书就已系统地读过一遍了，当时讲党史课，老师就是按照毛泽东选集的时间顺序进行专题讲授的。来农场后重读它们，上面要求我们读时，要把自己设定为阶级斗争之“的”，进而用毛选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批判自己的唯心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自己的反动唯心历史观，用毛选的革命标准判批自己的反革命思想，规范目前的行为。而我却始终不能将自己定位在“反动学生”的角色上，故深感无的放矢。

我是多么渴望扩大读书的范围呀！可是农场没有图书馆，没有其他书给我读，甚至连我自带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读多了也要引起非议。只有读毛主席著作才是安全的。为了保持自己的文化素质，有时我便专拣毛选中那些华彩篇章来诵读。这时我正读着毛选中那篇“向国民党十点要求”，深觉文风凌厉，语言铿锵，修辞艺术的精美。一时兴发便朗朗有声地吟哦起来：

“……夫青年乃国家之精华，进步青年尤属抗战之至宝。信仰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绝非武力所能压制者。……”

读着一时又思想开来：我们不也是青年，党在我们心目中就像是慈祥的母亲，我们坚定跟随党走，却为什么要因为一些思想认识问题而被定成思想反动学生？毛主席当年不是曾尖锐地批评某些教育者把自己的教育对象视为敌人,而现在学校当局却将我们这些教育对象,特别是喜欢独立思考的青年学生,视为修正主义分子,思想反动分子而加以严厉惩治,千方百计地纳入强制劳动中消磨意志。思想者竟成了有问题者,岂非咄咄怪事? 抗战爆发前夕，毛主席在中共党内所作的报告中曾响亮地提出，为民主自由而斗争。他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曾庄严声明，将中国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国家。现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近二十年了……想着想着便越发糊涂起来。为收住自己的胡思乱想，我又随手翻开了那本读了多年而不忍变卖的《古文观止》、吟诵起那篇《岳阳楼记》来。读着读着，忽然发觉老魏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的床边，吓得我忙不迭地将“古文观止”盖上。老魏却笑眯眯地说：“其实古文观止这部书我也是爱读的，年轻时有些篇章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还可以倒背。”说完便真的将《岳阳楼记》倒背起来，使我吃惊不已。接着老魏说：“你们来农场应把主要学习内容放在学习毛著、学习时事上面来，同时还要抽时间复习专业知识，不要荒废了，将来是有用的。”这几句人情味很浓的话，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这时我忘乎所以了，我的意趣不由己地飞动起来，说话滔滔不绝，兴致极高。老魏忽然收住话头，严肃地说：“我今天在农场保卫科看了你的材料，你们反对三面红旗，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甚至攻击主席个人崇拜，这是很不对的。你们年轻、热情，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种种问题，却是太缺乏思想准备了。在你们心目中，社会主义制度是至善至美的，应是处处平等、自由、民主、富裕。一旦现实生活并不像理想中那般纯洁，便感到不能容忍。对你们看不惯的一切表示不满和批判，到处叫嚷和发牢骚。青年是可贵的，就在于他们的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但又常常因为不冷静，不沉着而犯下错误……来农场劳教是一个很好的磨炼机会呀，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学习社会，改造锻炼自己，将来做一块有用的钢铁！”

老魏是四清工作组中给我印象最深最好的人，几十年后他的话语还在我的耳中清晰地回旋。我能记住他，不仅仅是因为他和那位张队长对比之下，有着一种老一辈革命者的严师一般的人格，看问题时流露出的那种睿智和透辟。还因为当时我得益于这位老者，免受了一场可能出现的皮肉之苦：就在我擅自离队向学院寄发了那封倒霉的信件几天后，老魏拿着一封印有湖南财贸学院字样的公函找到了我，问我有什么思想问题。我毫无顾忌地将“根子”的无耻和暴虐对他进行了申诉，他严肃而冷峻地听着我的叙述，说我经不起考验，告诫我在困难的时刻，要相信党、要看到光明。

新来了一个同伴

时间潺潺流逝。天气渐渐寒冷起来，已是收割双季晚稻时候了。这天晚上我正在宿舍里读书，忽然又听到队部有人在喊土喇叭：全队的人都要去参加群众大会。我正犹豫着是否也去参加会议的时候，治安委员王介凡来了，要我今晚好好在宿舍学习，并告我湖南冶金学院又送来一个学生，姓孙，今天晚上与群众见面。并向我提出了几点要求。一、今后不要和小孙接触；二、不能在一起“活动”；三、要防止相互影响。

还是前两天我在晒谷场干活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农工说，我将会有一个伴──也就是又会有一个“反动学生”被遣送到我们生产队来劳动教养。对这位即将在一起共度难关的难友我不知他是哪个学校的？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来呀？

王介凡走后没多久，我坐不住了。好奇心驱使我走到屋檐下，遥望着队部会议室，那里人影幢幢，没多久叽叽喳喳的话语停下来，接着便听见四清工作组的张队长读起一份长长的材料来，虽然听不很清楚，但有些话语我却能十分熟悉的辨别出来：“……阶级异己分子”、“恶毒攻击”、“流氓”，最后听张队长厉声提问：“孙，你是否认罪？”我琢磨着，这位同窗的“见面会”同我那一次的亮相，等级、规格都差不多，只是由于生产队进驻了四清工作组，会场便更加象一次斗争会。没过多久，那边宣布散会，我便赶快溜进屋子里，装着写改造日记的样子。后来我的这位同窗便被送到隔壁的第四生产组的宿舍里，安了家。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想看看这位同学的面容。在屋檐下洗脸的时候我见到了他：约有一米七五的个头，穿一件灰布厚棉袄，削瘦的脸上戴一幅玳瑁架近视镜，一看他那惨白惨白的面容，就知道这位落魄的同学心灵上有一道多么沉重的精神枷锁！吃完早饭，他被农工们领去做工了。他生硬地担着一担箩筐，呆呆地跟在农工后面，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前面，犹如一个牛犊在上了鼻栓以后，不得不驯服地被牵向田野。我望着那灰色的背影，为我们共同的命运叹了口气……

又过了几天，有天收工的时候，我和同窗碰巧走在一起，他也知道了我即是他的同类，不断地回首向我微笑着，但我只是谨慎地向他点了一下头。我是多么想和他攀谈呀！这几个月以来我的语言总是充满了全心全意脱胎换骨、从新做人这些假话，有一股忧郁被压抑着，心情沉重，不能将它释放出来。眼下总算有了一个同病相怜的人。然而我必须遵守治安委员交待的纪律，我们不能接触。因为我们同是罪人，灵魂是黑的，黑的灵魂碰上黑的灵魂会更黑。于是我向他点了一下头以后便加快步伐匆匆地把他甩在身后……

不平常的元旦

元旦到了。因为下雪的缘故，农场放了两天假。我们没有出工，生产队暂时也没有给我们安排活儿，我抓紧这个时间补一件出工穿的烂棉袄。孙和我只隔着一堵薄薄的竹泥间壁。这间壁不少地方泥巴脱落了，我窥见孙在专心地写着什么。这个雪花纷飞的日子，如果是在学校，正是大家互送吉祥的时候，校园里洋溢着一片温馨。我不由得哼起了一首英文祝福歌，“祝你新年快乐！祝你新年快乐！”

孙听到我的歌声后，便用俄语说道：“你好！朋友！”

没多久，他从墙缝里递过一张在日记本上画的贺年片。那上面画着一束迎春花，当我收到这张贺片的时候，我高兴而又无限感慨。我想起了小说《红岩》中的那些被囚着的共产党人的那个新年。我不禁追问自己，我们现在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一下就成了反革命？我们还能有尊严地走出这片低谷吗？我们的希望是不是基督教徒对耶稣复活的期盼？

对我和孙同学的限制终于在元月二日的派工中被取消：临近元旦的时候四清工作组的人都回家过节了，生产队的食堂打灶需要石灰，其他各组抽不出人，我们也就被同时派到了十里开外的三分场去担石灰，一路上我了解了他的身世。

孙是一个家庭出身十分不好的人。其父亲解放初期被农会镇压（1980年定为错杀）。像这样出身的人能考上大学在当时应是表现够好的了。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会关系上的污点，孙在读大学时和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一样，平时总是一头埋在功课里，成绩优秀，他们不过问政治，也不乱讲和多讲话，行动上谨小慎微。在政治运动中如不受到特殊关注，一般不会有什么大起大落。但厄运却没有放过他，因为当时他所在的学校在划反动学生时，达不到千分之三的名额，于是他便被补划了，成了系里面第二批送来农场劳改的学生。

孙告诉我，他的问题发生在1961年那段缺粮食少油少菜的“苦日子”期间。当时学生的口粮不够，饥饿使不少人得了水肿病，对于造成国家和人民痛苦不堪的深层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那时他的家乡有许多农民外逃行乞，孙在寒假时奉命写的“目前农村农民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中真实地谈到了对时局的的看法。孙的主要问题是在1962年，有一次在系总支办公室搞卫生时，他用鸡毛掸子为毛主席塑象扫除灰尘，不慎将毛塑象打坏，当时孙便去系总支做了检讨，吓得几天睡不好。到了毕业时搞思想过关，孙谈不出问题，于是便有积极分子又把打坏塑象一事提出来，说他隐瞒问题。平时伪装老实，韬光养晦，时机一到便向党猖狂进攻，说明他反动的阶级本质。然后便在他的寒暑假回乡农村调查报告中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因而被包装成一个有言有行的反动学生，被劳教三年。

这天，我们两人各自担了八十多斤石灰，我们停停歇歇走了几个小时，一路上寒风呼啸，天空彤云密布。孙担石灰时不断吐着清口水，气喘吁吁，这时他担的石灰大部分转到了我的箩筐里。黄昏时我们到了家，虽是饥肠轆辘，但吃不下，食堂里给我俩留了碗灰箩卜，我们吃了几口冰冷的饭菜，便早早地上了床。但我睡不着。我想我们要是用这些精力为国家为人民从事我们的专业工作该多好，可是这大好时光，就是这般难堪和痛苦地过去了……

不寒而栗

经过半年多的劳动锻炼，我在体质上、体力上有了较大的好转。有一天我给食堂担米，一担竟挑了二百斤，不但使我自己吃惊，也使食堂管理员称赞不已。农场广阔田野上的清新空气，单纯专注的体力劳动，香喷喷的米饭，以及吃那些在清理港沟淤泥时捕捉到的鳝鱼、泥鳅、龟鳖，让我的身体变得“棒”起来。我常觉得体内有一股活力在澎湃。有一天那位四清工作队的张队长，见了我，他居然对我说：“你来农场才几个月，就养得红光满面，健康结实，说明你放弃了思想改造，没有思想负担呵！” 张队长虽然也来了近半年，可是由于整天坐在家里整材料，动脑筋整人，没有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因此仍是一副干枯瘦弱的样子。

张队长的话让我不寒而栗。二十来岁本是一个人长身体发育体魄的时候，可就连这正常的生理成熟过程都成为一种过失，足见这位张左爷的冷酷无情！

这半年的劳动生活使我认识到，我不是劳动的主人。因而我和广大农工缺乏一种共同语言，不能同呼吸，共命运，在分配农活的时候，我因不懂农业技术而被分配去做“小工”，总之我成了生产组一个可有可无的劳动力，一个纯粹的、靠国家发生活费而养起来的“罪犯”，这使我那倔强的自尊心经常处于一种苦痛之中。我觉得我必须学会各种技术性的农活，如犁田、耙田、播种、育秧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参加到农工队伍中去。

滨湖平原的冬天是寒冷的，即使是晴朗的天气，湖风也夹着一股凛冽的冷气，吹到人的脸上、耳上，真有“风头如刀面如割”的滋味。湖区农民有句谚语：“立了冬，只有梳头洗脸工”， 言冬日之短，做不了什么农活，处于休养生息的状态。但农场却不如此。虽然冬天田里的活儿少了，然而冬修水利的任务却又接踵而至。农场的扬水站、电力排灌站，纵横交错的港汊构成的给排水系统像血管一样密布在坦荡如砥的田野上，春去冬来，淤积的泥沙渐渐堵塞了水流，农工们在冬天的活儿就是一锹一锹地掀走这些淤泥，并将港汊加深、加宽，俗称“洗港子”。冬天日短夜长，干这种活儿起早贪黑，没有午休时间。但是现在我的体力已经很充沛了。能适应这种劳动强度了。

　　靠近“大雪”节气的时候，我和生产队单身汉们用掺和着牛屎的黄泥，将茅屋的棚壁厚厚地糊了一次，又将檐口下漏风的间隙用稻草帘子封严实。湖区的茅屋均构筑得很矮，远远望去，几乎紧贴着地面，避开了半空中滚滚的寒流，很能御寒。夜里那些单身农工们烧着黄豆杆、棉花杆，有时还搬来几个稻草把子燃起来取暖，然后将收获时藏下来的黄豆、芝麻拌和些生姜煮成滚开的饮料喝着，围着火堆讲些笑话，插科打诨，然后就打着呵欠缩进被子里……冬天很单调，阶级斗争的幽灵似乎也要休养生息，早早地躲进了四清工作组锁住了的办公室。生产队显得祥和安宁。

一个温馨宁静的雪夜

那一天晚上北风整整呼啸了一夜，电话线被吹得发出呜呜的声音。半夜里我忽然醒来，墙壁上那蒙着塑料膜的窗洞上露出雪白的亮光，我到屋檐下小解时，只见空中飘着棉花团子般的大雪，大地安静极了，没有人迹，我高兴地重又钻进暖和的被子里，心想明天肯定是个大好的休息日，来农场半年了，几乎没有休过一天呢，我是多么希望安静地躺上一天呀！我蜷缩在被子里，聆听着雪原上特有的寂静。不久，窗户更加亮起来，隔壁屋子里保管员的老婆在尿桶里叮叮咚咚的撒了尿，又听见她上了床，她搂着那刚刚牙牙学语的小儿子，哼着一支儿歌：

“……记得记得真记得，记得那年下大雪，东边湖里冻死了鱼，西边湖里冻死了鳖。鱼呵鱼，鳖呵鳖，我背起渔篓上常德……”

　　多么温馨宁静的冬夜呀，这儿歌使我进入了一个充满着母爱的世界，连冬天的寒冷也觉得温馨起来！我作为一个任何人都随时可以呵斥的“反动学生”，多么希望让时间凝结下来，让这世界永远地沉浸在一个充满着人性爱的宁静中。不久，茅檐下响起了脚步声，只听见一个刚下了“楼”的队干部用桃江话叫着四班、五班班长的名字，老半天他们才惺惺忪忪地应了，接着我便听见桃江话说道：“今天八点开紧急会议，你们各班派一个人去龙船洲担两担黄豆杆子，开会时烧火烤。”桃江话踩着雪沙沙地走了，宿舍里恢复了平静，我们谁都不吭声，因为谁都舍不得离开暖烘烘的被子筒筒，谁都留恋这千金难买的懒慵……这时我已从那充满爱与安宁的世界里脱落出来，我知道我必须立刻进入“反动学生”、“劳动教养”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干这种活儿当然非我莫属，于是我深吸一口气，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迅速穿好衣服，拿起扁担和挑索。这时隔壁屋里四班长也连喊着“小孙！小孙！”

雪原上的歌声

我走到屋檐下，风停，雪霁，大地上一片银装玉砌，茅檐下累垂着密密的冰凌子，空气十分寒冷。这时孙也开门走了出来，他脖子上围着一条长长的洗澡巾。他摘下眼镜，眯眼看了一下这银白的世界，不断地搓着手，对我笑了笑，接着拉着长声诵道：“一夜北风紧，开门雪尚飘；素手抽针冷，那堪把铁锹！”他那文皱皱的模样令我十分好笑，我立刻对他摇了摇手，怕有的人听了说我们发泄对劳教的不满情绪，孙仿佛明白了我的意思，马上又用俄语讲了一句：“Они не понимаете, что мы говорим！”（他们听不懂）

龙船洲离队部约有一里多路。我们沿着机耕道向目标走去。整个大地都蛰伏在这厚厚的雪被下，雪原宛如一张银白的纸。我们走在雪地上，由于没有农田靴可穿，雪粒不断地涌进鞋子里，冰沁冰沁的。这时我身后的汉子忽然唱起了一首歌：

纷纷雪花掩盖了你的足迹，

没有脚步也听不到歌声，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朋友上战场。

孙那浑厚的男低音在茫茫的雪原上沉重地抖动着，显得有些失控，歌声中的情感似乎倔强地绕定着足迹的掩埋和足音、歌声的消弥上，我听得出那歌声背后隐藏着的的宣而不露的无奈而悲沉的抗议！这歌声也唤起我在被公开批判后即将发配农场时让我充满感激的情景。那一天黄昏，在一位监视我的保卫科干部的陪同下让我在学院那方运动场上放风，这时我们系的另一群学生正走过我们身边，他们同情地望了望我，在离去十多米后，在那一群学生中忽然爆发出这相同的悲悯的歌唱。当时我就敏感到这歌声是用一种另类方式为我壮行！因为很多学生对这种政治迫害极为不满。没多久，在我所居住的第三栋宿舍门前的梧桐树干上出现了一条令学校惊骇的反动标语。我又一次接受了保卫处的严厉审讯。

望着沉缅于歌声中的孙，我提醒他说：“好汉子，不要唱了！你还没有进入角色呀，你不怕四清工作队的人说你改造态度不好么！”孙反问我：“什么叫进入角色？”我想起了四清工作组张队长对我的指责，便反话正说：“进入角色就是要时时、处处不忘记自己是劳教学生，来农场是来脱胎换骨的，改造中要有感情投入，否则怎么能改造好呢？”

孙对我的话嗤之以鼻，他那抒情的歌声停下来，换唱了另一首我所熟悉的歌曲：

　　　　　　　 跌倒算什么，

　　　　　　　　　我们骨头硬，

　　　　　　　　　爬起来！再前进！

　　　　　　　　　天快亮，路更黑，跌倒是常事情！

　　　　　　　　　常事情！

　　他唱得那样沉重，我竟情不自禁地跟着他唱着和声，但我唱得忧愁，迷茫，新中国的天如此光辉晴朗，我弄不清我是为什么跌倒的，跌得如此惨重，我们还能爬起来吗？

　　这天早晨我们担了四担黄豆杆到队部，我还在队部会议室烧了火，烘烤着湿鞋湿裤。

　　我想休息的幻想破灭了。上午生产队开了紧急会议，下午我们出发到场部附近开挖一条新的渠道。

修渠道的任务整整持续了半个月。各个生产班组都分配了任务，各个生产班组都不愿落后，中午通常都不休息。这时我因在体力上已经有了很大的长进，我的每一担都担得比“根子”还要多，湖区掀泥巴通常使用一种轻便的“指甲锹”，这种锹我使用得极为熟练，通常一锹土坯就有七十来斤。有时农工们为了解闷，便欢乐打起了“呵喝”，响遍工地，那一块块黑色的淤泥便被一双双握着铁锹的手送到了半空，一直滑翔着飞落到港道的两岸。当我汇融到这劳动场面中去的时候，身心往往得到了片刻地解放。

只是“反动学生”的身份时常刺痛着我的心灵，特别是那位根子为了表示他对我的监管，常常在大伙休息的时候还安排我干一些份外的事，他时时用“学雷锋”的口实勒令我去洗涤那些沾满了泥坯子的土筐，并将它们拍打得干干净净，而他自己却坐在那里边抽烟边看着我。我经常是全班放弃工间休息或收工最迟的人。晚上收工的时候，沟里的水分外砭人肌骨,冻肿了的脚和手不断发出奇痒。当我担着十几个土箕回宿营地时，远处场部机关干部的宿舍里辉亮着的电灯光,随风飘来的烹饪晚餐菜肴的香味,对我和农工们发出了极大的诱惑力。场部的干部们生活在另外一重舒适的天地,

什么是驯服工具?那时我才体会到了这个词的真谛。为什么要让那些在思想意识上离经叛道的人在所谓下放的口号下长期参加体力劳动,当时也顿时开了悟。因为锄头和扁担,强制性的劳动最能消磨一个人的意志。

修港子工程结束时，孙由于受了寒气，胃病发着了，他躺在床上断断续续地呕吐着，我替他找来一个钵子，让他将秽物吐在钵子里。后来生产队便派我和一个地富子弟将他抬到了农场医院。

春天启示我以坚强

1965年。当季节的指针指向立春的时候，广袤的西洞庭原野上还积着一层厚厚的冬雪。春天的步履似乎被冬天沾滞着而来得比往年迟了一些。直到有一天残雪消尽，春风送暖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们去年冬耕过的那些油菜已经零零星星绽出了黄色的花朵。它们就象是一颗颗爆竹，噼噼啪啪地引爆了春天。最后给这黑色的沃土披上了一身金装。我爱这迟到的春天。因为这春天不是依节气而来的。它是靠着自己顽强的拼争，才逐步摆脱了冰雪的桎梏，曲曲折折地接近温暖，苦熬出来。在这近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它沉着果敢，执著地将自己的一点一点地化开去。直到有一天它羽翼丰满起来，可以展翅高飞的时候，解冻后的大地也成了它的天空。

我满怀信心地渡过了我在农场劳教的第一个春天！

因为在这个春天里，我从一个白面书生变成了一个精壮的能文能武的青年农工。我在读毛泽东著作时，在《毛泽东选集》中有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引起了我的共鸣，我觉得那篇文献中说的事，就仿佛是针对我来的，我立马激动起来，相信有一天我们的党一定能为我昭雪平反。想到这里，我想现在有什么苦不能忍受呢？那一天，我竟把这种想法真实地写进了思想汇报，上交给农场的领导。还在新买的一顶斗笠上用墨笔直书了四个大黑字“劳动伟大”。

有一天那位耙田的根子病了，组里无人顶替，我抓住这个机会，信心十足地接替了他，迈开了学习农活的第一步。那天，当我从牛舍里牵出一条大水牯，扛着耙出工的时候，在田塍上遇见了王介凡。他问我：“跟谁扛的耙呀？”──以往那位根子出工，总是要我给他扛农具，而他则跟在我后面大摇大摆地甩着两只手，并刻薄地说，这是“反动学生”学雷锋。我说：“今天是我耙田！”

当我把牛轭套好，站在耙上的时候，王介凡在田埂上喊起来：“小王，慢一点，我来教你！”

这位三十多岁的农工，农民布尔什维克，从我手上接过缰绳，嘴里哝咕着：“一开始就要人家干这种危险活，胡伢子的脚就是那年耙田的时候从耙上掉下来被刀划伤的，几个月才好！”接着他告诉我在耙上站稳的要领，做了示范，又看我耙了几圈，才走开去。临走时他叮咛我说，犁田、耙田这活儿一天到晚在水里趟来趟去，累人得很，饭都要多吃好多，累了就歇会儿！你要是把农业技术都学会了，就能文能武啦！　　

王介凡的话就像是一股暖流流过了我的心田。我庆幸在我们生产队，除了那位工作队长和跟着他转来转去的那个根子不知道是出于一种什么心态、什么目的?一定要将我这个已经受过一重惨痛处分的无辜的青年学生踩入十八层地狱才觉得扬眉吐气外，广大群众并没有因为这种被人为挑起来的阶级斗争而虐待我。我仿佛摸索在幽暗、恐怖的隧道里被碰得头破血流的时候，眼前忽然透出了一道亮光，使我对前途充满了希望。

西洞庭农场的春天是生气勃勃的。那是一片盛产渔米的沃野！遍地的紫云英、油菜花和苜蓿在温暖的阳光下散发着一股温馨的香味。苏联制造的履带拖拉机在田野里隆隆地咆哮着，把沉睡在绿肥下的黑土地翻耕过来。接着扬水站的排灌设备运转起来，一个晚上就让港汊和田野里盛满了一片白漾漾的水，一大群一大群的湖鸭从鸭棚里放出来，随着牧鸭人把箩筐里的谷粒飒飒地抛向水中，它们呷呷地欢唱着，把头栽进水里……目睹这春的气息，这盎然的生机，我觉得我的祖国是多么富饶和生机勃勃呀！祖国，您那深陷囹圄的儿子，那脖子上沉重的枷锁也似乎被春天化解了！

有人说,没有自由的生存环境,任何动物都会失去自己,被迫异化为另外的东西。但我认为对于一个有着生活目标的人来说却并非如此。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不但是我也是整个人类的本性。千百年来我们人类和人类当中的某些人都经历过无数无法想象的灾难和痛苦,人性中的丑恶曾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蔓延和泛滥,这曾经使不少悲观绝望而无法超越自我的人否定了自身存在的积极意义而抛弃了生命,但另一些坚强不屈的人却由于笃信光明终将战胜黑暗而终究存延下来,因而他们把不幸和灾难也看成是一种生活，接受它的一切痛苦，同时也不拒绝它仍然可能会有的任何微小的快乐。

或许就是这种人生的正统的追求给了我力量,有了能走出这人生低谷的信心和勇气。

西洞庭农场的春天激活了我人生的希望和激情。我以一颗童心看着这个世界，我感觉到自然和母爱的主题在冥冥中突凸显出来，我想起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我应当直面人生。

诗意的碎片

我逐步学会了整理大田的工夫，在耙田、犁田方面已能完成一个三级农工的定额。

有一天耙田的时候，望着辽阔的天空，浩瀚的田野，我心中流涌出如下的诗句：

电排悄悄一夜忙，大田早起水汪洋，挥鞭驰赶八百里，万顷白波濯我裳。

从鱼跃，任鸟颃，苍茫寥廓胸中藏，脚下芳土连天涯，豪情悠悠似箇长！

又有一天，四清工作组召开“扎根串联”大会，还挂在“楼”上的生产队长和支部书记照例是不能参加的，那一天雨暴风狂，那位四清工作组长却要安排我们三人去犁田。我们三个人在大田里一个圈接一个圈地犁下去，风在呼啸，闪电像凌空的银鞭抽打着满天云霾，雷声惊天动地，雨如瓢泼，我竟丝毫不觉辛苦，一面犁田，吟出一首诗：

走！走！走！天公为我挥巨手，一道银鞭舞南北，觳觫缰中小牯牛。雨如注，雷声吼，浩浩白水淹南畴，雨从头上湿到胛，只顾催牛快快走！

这时孙的胃病也渐渐好起来。生产队见他还很虚弱，便一直安排他看看水。他背着一把月亮锹，四处查看着田塍上那些吉口，让灌溉水不多不少，刚好把犁坯漫着。干这活常常有一些意外收获。特别是在清早，在牧鸭人的鸭群趟过的水田中，常可以拾到一些鸭蛋。到了收工的时候，孙便把这些鸭蛋用棉籽油煎得黄黄的，邀我和一些农工咪几口小酒。每次他煎好了蛋，他总是向我朗诵那两句被他改动了的唐诗：

晚来人困乏

能饮一杯无？

而我也有几回丰盛欢乐的收获。

那是一个洞庭夜雨之后的春晨。我被派去犁二犁。那些拖拉机翻耕不久的油菜田被雨水和扬水站送来的水浸泡了一夜之后，即被耙平，季节已经到了小满，在我犁的那块田旁的斜坡上，有一株桃树，正张扬着灿烂的嫣红，温暖的春风把几片早谢的花瓣送到我的田角上。田里的水冰凉得使人舒适。蝈蝈儿不时的叫几声，也许是昨晚的春雷唤醒了这洞庭水族们的春意，他们随着漫涌的清新雨水顺着港汊向田野里游来，想寻找一个新的安身之处，然而水退之后它们没有来得及返回港汊。那时我正驱使着我的小牯牛在田里轻快的翻耕着。这条小牯和我已经相当熟悉了，最听使唤。当我犁到田角上时候，我把犁倒下，空去犁坯。小牛睁着一双善良的眼睛静静地站在前面。正当我准备提犁转换方向，我看见那银白的犁锋上有一段黄色的软体在缓缓地滑动着，那软体有一个茶杯粗细，状似黄花蛇，我凝眸地注视着这意外之物，后来我发现这是一条老鳝，我便毫不迟疑地将右手的中指伸过它的腹下，疾速地将它扣在拳中，随即向空中提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头部向犁尖叩去，可怜的老鳝头部流出一线殷红，待到这尤物完全不能奋力动弹时，我才找了一根坚韧的茅草穿过它的鳃帮将它拴起来。

这是一顿极为丰美的晚餐！为了寻找那种诗意，我晚上我用一把月亮刀儿将它剖了，剔去剌，煎成一根鳝带煮在一盆肉汤中。与孙和几个农工分享。

黄株洲冬修时的一件事

黄株洲是与农场相邻的一个村子，这一年初冬位于那一段的江堤分配给西洞庭农场扩修与加固。我们农场上千人的职工携带着数台履带拖拉机浩浩荡荡驻扎在那里。这时四清工作队的人回家去了。农工们也不像以前那样处处与我们划清界限。我与孙和几个年轻贫下农工挤住在一个老乡的茅草屋子。我与孙虽是劳教人员，但由于我们对人诚实，平时表现较好，使他们对我们的遭遇很为同情，根本不把我们当坏人看，平素总以我的名字相呼。我们滥竽其中也觉得没有什么思想负担。那天晚上收工后大家喝了些酒，便蜷缩在被子里讲笑话，唱着歌。这时刘炳生有些兴奋，忽然提议说：“欢迎两位大学生唱一段苏联歌好不好？”在大伙的一片赞同声中我和孙就用俄语唱了当时印度电影歌曲《流浪者之歌》：

“呵巴拉亚！呵呵！呵巴拉亚！呵呵……”

我们唱得非常投入，这首歌让我想起了那个流浪者在尘土扑面的山路上悲伤独行的沉重步履，那种出身低种性的人徘徊在社会边缘的不幸命运，似有感同身受。歌中虽然颤抖着失望、悲伤，但那种异域的特色旋律让久违的欢乐又回荡在我的心上！好久没有如此开心过了！在生活上受到如此亲密无间与平等对待，对我们来说，就仿佛真正回到了人民中间。后来又有一个年轻人问我们“挑堤”用俄语怎样讲？“吃饭”怎样讲？“毛主席万岁”怎样讲？等等，我们一一满足了大伙要求，后来我们还表演了一段俄语对话，大家都很开心。

第一次鉴定

1965年的冬天，省高教局对我们一年来的劳动教养表现进行了第一次鉴定。据说，这样的鉴定每年都要搞一次。然而由于“文革“的发生，也就只搞了这一次。这次鉴定由省高教局牵头，各校派人参加。但不知怎么搞的，财贸学院却未派人来。这样，我的鉴定就由高教科的徐增裕科长来主持进行。

那一天中午，我刚刚开完草籽沟回来，在队部附近我被治安委员王介凡叫住，他把我介绍给徐说：“这就是王××。”又对我说：“省里要给你们做鉴定，这位是教育厅的徐科长。”我打量了一下徐增裕，他对我似很熟悉。他中等个儿，四十来岁的人，薄嘴唇，藏青色的鸭舌帽下一双警觉的眼睛闪着阴鸷的光。他也仔细地观察着我：上身穿一件褪了色的青的破棉袄，下摆上有一个“Ｌ”形的破口子，那是前不久扛晒谷垫时被划破的。由于这件棉袄是从中学时穿起，棉花板结了才不至于掉出来，我在上面潦潦草草缝了稀疏的几针白线；我足下穿一双破旧的农田靴，满身泥浆，还围了一条黑色的围裙。徐增裕这样职业性地审视着我，好一阵没有说话，不知道他是否又敏感到了什么。

徐科长严肃地对我说：他已经跟队上讲好，今天下午不出工了，在家写自我总结和第二年的改造计划，明天到场部俱乐部集合。徐讲的是一口长沙普通话，我等他讲完了，才小心翼翼地回答：“徐科长，您的话我都听清楚了。”当我离开他回宿舍的时候，我发现徐科长的眼神警觉地盯了一下我写在斗笠上的四个赫然大字：“劳动伟大”。

晚上，我和孙的鉴定会分别在我们各自的宿舍里进行。参加的人员只限于本组的贫下中农，另外薛支书参加了我这一组。我把煤油灯挑到最大亮度，屋子仍然显得很昏暗。大家坐在床沿上，抽着用废纸卷成的喇叭筒烟卷。后来徐科长便从公文包里拿出笔和记事本来，宣布说：“反动学生王XX、孙X在农场劳教已一年多了，谢谢广大贫下中农对他们进行了管制教育。现在请大家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对他们一年来的思想表现，劳动表现进行一次总结，如果发现还在坚持反动立场，大家一定要对其反革命言行进行揭发！下面先由王做一个总结和交待！”

徐的开场白在我平静的情绪上浇了一盆透骨的凉水。

我曾自认为，这一年来我努力地劳动着，每天学习雷锋日记和毛泽东著作。坚持写改造日记，又努力地学习农业技术，尽量让自己的行为符合雷锋的模式。我自信若我不是“反动学生”，这一年来的表现早就可以得到“学习雷锋积极分子”的殊荣了。然而不幸的是，徐的开场白为这次鉴定会定下了一个可怕的基调。

徐科长在听我自我总结时极不满意，我知道这个会对我是个倒霉的会，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了。那位“根子”已经磨拳擦掌上阵了。

根子用一段毛主席语录对我横扫：谁反对和工农群众结合谁就是反革命。他就是工农群众，而我这个“反动学生”从来农场的头一天起就不但未曾与他结合过，而且与他对着干，照此逻辑，我就是一个现行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显然这是一个小前提谬误的三段论式，徐竟对这番强词夺理大加赞扬。

说完，根子捋了捋袖子，金刚怒目，大有痛打“落水狗”踏上一千只脚之势：

“我要揭发反动学生王在黄株洲挑堤时的反动表现！有一天晚上睡觉前，他与反动学生孙在营地讲俄语，在群众中放毒，叽哩呱啦地攻击我们贫下中农，攻击社会主义，至少有一顿饭的时间！王在刚才的检查中隐瞒了这件事，他极不老实，。”

根子的揭发真出我意外，其挟嫌报复之心令人瞠目结舌。我顿时觉得有一股热流涌上心头，似乎咽下了一口热血。其百喙难明之苦无以名状！其实根子最多也只有小学文化，即使我与孙讲的内容是反动言论，他怎么能听懂呢？但这个会不允许申辨，我意识到我又将堕入一个冤案中。

其实这件事团支部书记刘炳生最清楚不过了。

幸运的是在这个会上刘炳生为我俩讲了几句公道话，才不至于酿成一个大问题。根子自觉没趣，便讪讪地坐在那里，又在搜肠刮肚地寻找新的口实。

徐增裕没有说什么，他也可能觉得根子的话经不起推析，便没有再在这个问题上多纠缠。

这晚的鉴定会足足开了两个小时，不亚于一场斗争会。而那位“根子”──我的煞星更是搜肠刮肚地足足说了一小时。幸好王介凡、薛守田也对我进行一些正面肯定。第二天徐科长亲自拟写了对我的鉴定：

关于对反动学生王湘平劳教第一年的鉴定意见

王湘平在第一年度劳教期间能坚持出工，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写了一些改造日记。未发现有新的反革命活动。由于对其所犯罪行认识很不深刻，因而改造态度恶劣。如：

1、与同队反动学生孙X勾勾搭搭，形影不离，情同手足。多次在一起饮酒谈天，特别是在孙患病期间，王多次擅自离队为其送食品送食物；有一次在黄株洲修堤时，两人在休息时竟用俄语对讲达２０多分钟。

2、抗拒改造。如大收期间，贫下中农孙×（即“根子”）分配他完成一天的收割任务，王不但与贫下中农顶嘴不服从分配，还反抗地将扁担一甩，扬长而去；后又写信要求去劳改农场。

3、妄图翻案。王在学习了毛选中中国共产党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篇文献后，洋洋得意写道，他的“问题”将来也会平反昭雪。并在斗笠上别有用心地书写“劳动伟大”的字样。

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８日

我看了一下，没说什么，就在徐给我做的鉴定文本上签了名。

被处理和解除处分的同学

第二天上午来农场劳教、劳动考察的三十多名衣衫褴褛、满脸疲惫的劳教学生坐在俱乐部宽大简陋的剧场面里。整个剧场的席位上空空荡荡，使这一群不幸青年更显得孤独可怜，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一小撮的滋味。训导我们的徐科长俨然管教犯人一样正大谈这个转化。徐表扬了几个改造得好的典型，使我们明白了“改造得好”的尺度：一就是彻底服罪，对那些子虚乌有无限上纲的不实之词不作任何申辩；二就是忍受劳动中的惩罚，丢掉人格尊严，接受人格上的羞辱，即使是毫无道理的斥骂，你也必须忍受； 三就是要承认自己的思想立场是反动的、系统的。然后在改造日记中，在思想汇报中用毛泽东著作中的条文，连篇累牍地对自己口诛笔伐，无限上纲。这一过程就是转化过程。而且这一过程取决于劳教期限的长短，并按照初步认识、一定认识、较深认识的三个层次逐步上升。我属于情节十分严重的重犯，还才劳教一年，当然搞得再好，也只能达到初步认识这个阶段。

显然，我和孙的认罪水平离此还相差万里。因而我和孙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俩均被列为“表现不好”这一类。

徐要一个叫做周秋桂的劳教学生站起发言，并宣读他的改造计划。周的改造计划是按照春夏秋冬四季来写的。周的主要问题是在1962年，当时他在一个姓江的同学的生日party上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了一句祝词“long live jiang”。毕业时，有同学揭发他写的是“蒋（介石）万岁”，周和我一样，迷信当时的法律，这使他成为一个认罪态度恶劣的人，他不但不服罪，还要向检查机关起诉，控告学校当局对他的迫害。对他的劳教，他要求经过法律程序，否则就不接受。他是被绑着来农场劳教的。

周站起来 ，一个瘦弱的小个子，湖南道县人。他扶了扶断了一条腿、以麻绳系在耳朵上的眼镜，用标准的普通话念道：

春天气候渐暖，春阳上升，万物发育，欣欣向荣。我将夜卧早起，彻底服罪，以春天生气勃勃的精神状态投入劳动改造，坚决全心全意，绝不三心二意；

夏季阳气已甚，暑气酷热。我当定心息气，潜心改造。杜绝急于求成之思想，安心勿燥，树立长期进行思想改造，攻克反动思想的信心；

秋季阴气已上，风劲气肃，草木凋谢。我当巩固改造成果，内收神气外无所欲，惟读毛选阅报章而已；

冬季气候严寒，阳气已伏，万物潜藏。此时我必养精蓄锐，为来年之思想改造取得累累硕果做好充分准备。

周秋桂刚一念完，全场哗然，连徐科长也忍俊不住大笑起来。周接着又说，他的罪错根源是他的嘴巴，因为这嘴巴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讲话。不饱则呜，言多必失。因此他自投入改造后，每天都要掌嘴二十多次，完了才闭门思过，写改造日记。会场上接着又是一场大笑。

后来徐科长勒令周秋桂停止发言，呵斥他在改造中玩世不恭，说他是一个改造不好的典型，并警告大家说像这样的人要按惩治反动学生条例送交公安部门处理。

散会以后，徐将我单独留下来谈话，要我安心改造，不要悲观，指出前途是光明的，并要我立功赎罪，检举孙的反动言行，争取提前解除劳教。然而在我的印象里，孙的劳动表现是好的，他一年多来带病出工，他和我一样是一个无辜的青年学生，在所谓罪错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改造得好和改造得不好可言呢？徐见我说不出什么，便露出一副“孺子不可教也”的神态打发我走了。

“我是一个流氓！”

第二天我们在农场俱乐部继续开会时，我们被分成了两个组开展讨论。说话的人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他在我们组。他脸色黄黄的，似有些浮肿。他比我们似乎更怕冷一些。他穿着一双崭新的浅统胶靴，把两条厚厚的棉裤脚扎在鞋统里，还用一根稻草绳扎着。经过他自我介绍，我才知道他是今年新送来劳教的。他的罪错是一个性泛滥者，是那时的不良官二代。因为他父亲是一所大学的教务长，他与很多女学生谈恋爱，并对她们耍流氓手段。后来问题被揭发出来。这种人本不属于“反动学生”的范围，但也被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伙同我们一齐来农场了。

他的到来，使我们这支队伍涂上了一层受到社会公德蔑视的色彩。因为这一群“反动学生”不但政治立场反动，而且道德败坏。我为我们成了社会渣滓而深深悲痛！而这个道德败坏的人，仍然脱不了他的优越感。因为不是政治问题，他在讲话中隐隐透出一些他的“大节”是好的言词。更引起了我对他的反感。

接着，还有三个新同学。一个是铁道学院的梁，中南矿冶的章、熊。

章是广东人，矮个子，劳教两年，戴着眼镜。章的专业应读五年，但他四年级就送到这儿来了。他很诙谐。他发言说他将以场为家。他谈到自已的改造态度时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改造思想是我们的唯一的革命目标！我向老同学学习！安下心来。”徐很严肃地听着。

半个月以后一个大雨的日子，我们又在俱乐部开了一个简短的大会，徐在大会上宣布了一项解除处分的通知，湖南大学机械系1963年遣送的两名反动学生期满解除劳教（他们原在一劳改工场，1964年转来国营西洞庭湖农场继续劳教），由劳动部门安置工作。这两位坐在我的前面，隐隐可见由于长期肩挑重担，他们的后肩已形成两座畸形的肉山。这座因负劳役而形成的肉山和档案中那可怕的定罪材料也许将会伴随他们走完人生的旅程。

最使人羡慕的是，湖南大学一个叫做杨刚毅的学生提前解除了劳动考察。杨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是一个极为刚毅的人。他的反动言论很轻微。1964年冬天，我们曾在泥港口修过电力排灌站。他担起土来，总是一次四箕，挥着大汗，不苟言笑，奋力沿着壁陡的坡向上登爬着。农工说他是个挑夹担的人。他劳动好，在工地深受好评。我在场部与他见过几次，每次都是典型当地农工打扮，看不出是个学生。直到开会的前几天，我见到他时，他戴上眼镜，脱出围裙和那一身陈旧的农工服以后，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

他们离农场时，都挑着简单的行李卷儿，载欣载奔去蒿子港轮船码头。有着“青春作伴好还乡”喜悦。

徐同时还宣布了另一项处理决定，鉴于周秋桂坚持反动立场 ，抗拒改造，根据惩治反动学生条例规定，决定开除学籍，遣回原藉监督劳动生产。

同时被开除学藉的还有湖南师范学院的吴明刚和省农学院的陈务农。二人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生产。吴是在劳动中怠工，散布自已无罪的言论，陈则因和女农工谈恋爱。

高教厅对他们的处理，给了我极大的警示 。

这天晚上我总睡不着，我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文章中，曾经多次读到过团结95%以上的人对敌斗争的阐述，现在我们就成了这９５％以外的“一小撮”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回归到这９５％以内呢？我们这些“一小撮”，是在一种双重否定中过日子,如果不彻底否定自已，就会象周秋桂们一样无摘帽之日。

被别人否定是痛苦的,而自我否定就更痛苦了。我们将在这没完没了的否定中不断脱胎换骨,而常常又因为达不到既定的要求而陷入一种苦恼和绝望,设想我们有一天将自已否定得体无完肤之时,作为一个人,还剩下些什么呢?

羞涩的腊肉

1965年旧历年底，寒冷的西北风在遍地是稻茬、棉杆的西洞庭平原上游荡，港汊、机耕道旁的杨树只剩下些瘦愣愣的枝丫在风中摇曳，天上密布的彤云似乎预示着有一场大雪将至。还只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暮色就已抢先来临了。这时在一望无涯的冲天湖边，每天一班从常德开往农场泥港口的小火轮靠了岸。在一大群上了岸的缠着白头帕的农民中, 有一个身着蓝色棉夹克衫的小女孩,约莫十五岁左右,她向一位随行的农工打听去二分场九队的路,那农工告诉她到二分场九队还有十多里,要走完眼下的这条笔直的机耕道到达场部后再问路。小女孩望了望暮霭沉沉的天空,心里犯起愁来,离家的时候,母亲只给了四元钱, 买了船票后就只剩下二元多了,要是今晚找不到大哥怎么办呢?她只得加快步伐，心情沉重地小跑起来。

这小姑娘从常德来,此番是去农场探望她那正在受着劳动教养处分的大哥。是独自第一次出远门。因为她那悲伤、失望的母亲自从大哥被遣送劳教后整整一年音信渺无而更加衰老、憔悴了。母亲嘱咐她好歹也要弄清大哥目前的处境。

西洞庭农场耕地辽阔，人烟稀少，此时只有在浅浅的港汊里偶尔可以看见一两个牧鸭人。两个生产队之间的居住点相隔十里多地。小姑娘有些害怕起来，寒冷和疲惫困扰着她，委屈和不幸的情绪在她的心上变得愈来愈浓重，泪水渐渐地浸润了他的眼睛。走着走着，在不远的地方又出现了一排稻草屋，她问一个过路的农工，那人惊奇地打量了一下这个城市打扮的妹子，告诉她前面就是二分场九队。小姑娘如释重负地向前奔去，终于在那一片稻草房的食堂前面看到了她的大哥──当时，我刚刚收工回来，正端着钵子在禾场里吃着晚饭。见了我，妹妹的泪水夺眶而出，但她没有出声，只是悄悄地用手帕将它擦了去。

　　见到妹妹我十分惊喜，和一年前相比，妹妹似乎老成多了，且这老成中分明还隐藏着辛酸，顿时使我感到痛惭。安排她吃了晚饭后，我把她带到宿舍里休息。她看了一下我的床铺，见都换了新的，似乎还较放心，但见棉被上有一方脱了线，露出大半棉絮时，她又叹口气。她要我找来针线，便顺势在床铺上一针一针地缝起来。妹妹没有言语，我望着她那穿针引线的侧影，酷似我们的母亲。我想，我家真倒霉呀，我这大哥大学毕业，本当是应对弟妹的尽抚养义务的时候，没想到自己竟又落到身陷囹圄的地步，让她忍辱含垢地来探望我。我悲惭地对妹妹说：“妹妹，都怪我不好！”

　　妹妹没吭声，半响才说，“大哥，你来农场后怎么从不给妈写信呢？母亲挂牵你，常在半夜里抱着我流泪哩……”

一种悲哀的潮水顿时在心中涌荡。是呀，到1965年底我已整整一年没有给老人写信了。我深知我的厄运给母亲带来了多么沉重的苦痛！解放初期，父亲因病早逝，当时小妹不到半岁。母亲领着我们三姊妹过着悲苦的日子。母亲“从一而终”，誓不改嫁，靠着一点微薄的医疗技术收入来养活我们。后来我高中毕了业，有幸上了大学，给这个常年在艰辛中挣扎的女人带来了辉煌的希望。她一心指望我大学毕业后能减轻她肩上沉重的经济压力，为老二、老三的成长提供经济支持。母亲做着一个金色的梦，这梦就是要使邻居们、亲戚们看到，她没白守寡，她的心血终于浇灌了一个令人羡慕的硕果！所以母亲在对我寄予厚望的同时，也给予了我一份厚爱。然而，就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却被遣送到农场劳动教养，母亲的期望彻底破产了！

惭愧和悲悔让我无颜见母亲。

我总是希望母亲忘掉我这儿子，因为忘掉我，老人家就可以淡化一份伤感。这便是我长期不给家里写信的心理。殊不知越是不给家里写信，就越是不能释解母亲那忡忡忧虑，母亲终于要年幼的老三来探望我了。

接着妹妹便向我叙述了这一年来家庭被株连的情况：自从我被劳教后，母亲受到了单位领导的歧视，在城市社教运动中这个多年的先进工作者也成为运动的重点对象；老二在读完高中二年级后便休了学，在街道的搬运社当了搬运工，用劳资替家里偿还债务，以减轻母亲的经济压力；而妹妹本人，学校则以贯彻阶级路线为理由，劝她辞去了共青团干部的职务，在她幼小的心灵上烙上了“黑五类”的烙印。

。第二天，天空飘起了纷纷大雪，妹妹要回去了。我找到会计，将一部分饭票换成现金，给了妹妹三元钱，同时食堂刚好在前几天杀了年猪，我也分到了几斤肉，在食堂里炕着，我将这肉也从食堂取出，不让妹妹空着手回去。我知道，这就是家里今年过年最好的菜肴了，够他们吃到春天的。母亲含辛茹苦地哺育我成长，我回报了母亲什么呢？当同学们分配工作，喜气洋洋向家里报喜的时候，母亲却霆轰雷鸣地得到了一个令她震惊的噩耗和随之而至的铺天盖地的悲哀失望和冲击。一年以后，也就是在我的劳改生涯第一年结束时我向母亲奉献了这一小块羞涩的腊肉，我在流泪了。

母亲，我也看见您在流泪了！

1965年春节

我十分想回家探望我的母亲。1965年春节前夕，我终于按压不住我对母亲的思念，有一天吃完晚饭后，我到薛书记家里，向他提出了这一要求。并说明母亲对我目前情况的不了解和担忧，其实我在这里还是很好的，为了让母亲放心，我能否在春节期间回常德去探望一下。我很感激薛书记，他很爽快地同意了。我问他是否要写请假报告，他说不需要，你去就是的。

回去以前，我不想让母亲见到一个衣衫褴缕的犯人形像。我特意在农场的小集市上买了几丈布票，做了一件棉外套，做了一条那个时代流行的维尼龙裤子，还买了一顶漂亮的防寒帽。回去的时候正好天气晴和。让我显得有些体面。

母亲见了我当然有说不出的高兴。尽管我是一个戴着处分的罪人，给家里带来不光彩的人，但我毕竟是她的儿子呀。在那个年代，如果家里有人坐了班房，戴了什么“分子”帽子，他们的家庭便会有一团阴霾笼罩着，在工作单位，在居民社区，会受到歧视冷落、株连。我的回来，母亲因害怕受到居民委员会及派出所的盘查，弄得全家不堪，便连夜将我和弟妹带到了几十里路开外的河伏小镇，投奔到我的舅妈家过这个难得的春节。

舅妈家的春节过得热闹，那种气氛并没有感染母亲，我总能从她的眼光中感到一种深沉的忧虑和哀愁、失落，因为我的问题使我们不得来舅妈家“政治避乱”，特别是看到舅妈的两个儿女都参加工作了，对比自已当前的处境，对比我大学毕业后的结果，那种落差加重了对她的身心的打击，也令我分外愧疚。看见母亲满脸愁苦，我真害怕会失去我的母亲！那个除夕的夜里，我一直躺在母亲的身旁，说不尽的悔恨。

母亲，你为什么生我呢？你不是多次对我说，你生育我时的剧痛吗，你生我生了七天七夜，我是在父亲为了挽救你的生命准备钻开我的头颅时我才降生的，要是我能在那一刻还迟来一步就好了，就会没有我，就会没有母亲今生今世的苦难了。也没有我今生今世的罪孽深重了！在这个迎新送旧的除夕，我真想对母亲说：妈，我要做一个好的罪人，争取提前解除劳教，得一份工作，来报答您。

现在想起来，母亲呀，你让我迟些来到世上，让我做一个70后或是80后，生活在当今这个改革开放政治清明的时代，我的诗刊、我的言论就算是错误吧，也会受社会的宽容呵！也不会以我十几年的青春为代价呵！也不会带给您那么深重的打击呵！

迎春的爆竹响起来，我在院子里朦胧的烛光默默的祈祷着：中国革命先烈们，保佑我吧！让我顺顺利利度过这三年，重新做人吧！让我的母亲，那条哑了的河流，因我成了一个改造好了的人而重新翻起快乐的浪花吧。

过了两天我要回农场去了。弟弟提议我们去照一个全家福。只怕以后就难有这种机会。没想到弟弟一语成谶。那年的全家福，把那一段严峻的历史，那一段锈蚀的日子，我们全家的痛苦和无奈就永远定格在那张相片上了。它是我们那个悲惨的家庭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张历史合照。这张照片凝聚了多少欲说难言和伤心泪！

如今，我端详这张老照片时，我不但怀念我的母亲，想起那个风风雨雨的年代，我的幼稚、无知、轻浮、社会的不宽容，我还会想起那个朴实的农民共产党人，我是有幸的，是他对我的信任，敢于为我担风险，让我陪母亲度过了她最后一个春节。

抬头远望北斗星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 开始了，运动像一个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幽灵，在中华大地上游荡。地处县乡僻壤的西洞庭农场也难以阻止它动乱的脚步。毛主席语录“造反有理”动员了群众，他老人家号召说“各地都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要敢闯敢干”，后来，造反群众便踢开了党委，革命群众把炮口瞄准了各级党政领导，炮轰国家各级政权。“炮打司令部 ”成了当时极有能量的流行话语和主旋律，中国在浓浓的火药硝烟中开始了痉挛般的舞蹈。

在这个运动中我的命运会如何，是一个使人困惑、惶恐不安的事。在当时就是这样，只要一有什么动静，我们就必须跟着去参加，否则就是对抗运动。尽管我明知自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牛鬼蛇神”，也只好随大流了。每次去参加这样的会议，我总是十分笃定，时刻准备着有人叫一声“把‘反动学生’王XX纠出来示众”，让我责无旁贷地走出来亮相。

文化革命的基本文件是中共中央颁发的“十六条 ”。“十六条”中规定“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又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也要放到动后期处理。由于毛主席他老人家这句话，在高校中1966年揪出的反动学生就一风吹掉了。也许是由于我在农场老实劳动，没有积怨，又有毛主席“一律不整”这句话，就没有受到冲击。

怅 惘

不久，全国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开始了，夺了权的造反派和在野的造反派之间进行着犬牙交错，拉锯式的文攻武卫。农场似乎显得有些平静。农工们自由自在地在田野里耕作。生产队没有波澜，唯一新鲜的事便是一次次传来最高指示时，免不了由薛守田等人，带领全队的男女老少敲锣打鼓地去迎接一番。

生产队虽然宁静，但我却蒙生了一种怅惘的情绪。前两年我们劳动时，省里经常派人来监察，尽管这种监察很严厉，但毕竟还给人一种希望。因为我们只要按照徐科长讲的改造模式去做，尽管提前解除劳教的希望不大，但毕竟可以解除，以摆脱目前这种强迫劳动的困境。而现在国家机器被砸烂，谁也不来过问我们了。我们的劳教期已渐渐超过规定时间很多，但一切都要放到运动后期来处理。运动后期是多久？只有天知道！我们似乎将永远成为农工中低人一等的农工了。

一进入秋天，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西洞庭农场又冷又湿，遍地泥泞，我的心情也和这秋天一样，充满了凄凉和苦楚。

也许是由于“文革”运动砸乱了农场的党政上层建筑，也许是我们长期的老老实实劳动，生产队没有人管我们了，进出生产队再无须请假，谁都知道我们是不会逃走的，因而行动自由多了。有一天我去到场部看大字报和传单时，蓦然看到了一张解放军四十七军贴的通令（那时部队在支左，逐渐实行军管），那上面列出了地、富、反、坏、右、劳改、劳教释放分子等二十一种人，警告他们不能乱说乱动，不准参加文化革命。当时我读到劳教释放分子时，心头猛地一震，腿脚也觉酸软。对“劳教”这个所谓的在劳动中教育培养的概念，有了更严峻的体会，深知即使在劳动中表现得再好，今后也只能做人下人了。向党靠拢，重新做人，已经成了一个幻想。这个黑锅一直要背到马克思那里去，这一辈子怎么办呢？去寻找另外的生活空间吗？

金色的焰火于空中燃放

那时，我在农业技术上已达到了一个三级农工的水平。举凡犁田、耙田、镪田、育种育秧等农活我都能独立完成，生产队已将我作为一个正式劳力使用，我常常被派去单独完成一些生产任务，这使得我比以前有了更大的自由。在这些活儿中，我干得最好的活儿便是扬谷。

农场收获的晚稻谷子晒干后，最后处理通常要等到秋冬之交，先是将它们一堆堆存放在禾场上，用稻草盖得严严实实，要等到天气晴朗的时候，农工们才揭开稻草，用木制的掀板将它们扬到空中，借助微风的力量，把壮实的谷粒分离出来。这种活儿队上不规定定额，因为它需要恰到好处的风，即使这样，其工效也比木风车要高。不知为什么，我扬出的谷子通常被评为特级，常常受到保管员的称赞。因此一到冬天，扬谷就成了我的专项工作。

那天我在龙船洲仓库扬谷。天气晴晴朗朗的，湖风中飘荡着一股微微的寒意，初冬金黄的太阳给只剩下稻茬的田野染上一层明媚，紫云英和油菜的小苗儿显得郁郁葱葱，阳光下仿佛欢快得如梦如歌。我揭开盖在谷堆上的稻草把子，拉开架式，一板一板地扬起谷子来。我用我粗壮的两臂，强劲地把谷粒们送到空中，那些金黄的谷粒在半空中扩散开来，阳光中宛如金色的焰火于空中开放，那些秕壳、禾毛子飘到了远处，沉甸甸的饱满的稻谷便落在近处。没多久，我的身体发热了，我脱下我的破棉袄，觉得肌肉和骨骼松动了，身体特别舒适，那种轻微的飒飒声，那种谷粒落地时的流淌，让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

这时，同组的兰伢子也正在晒场上晒谷。休息时她常常来看我扬谷，她看得那样投入，有时还要接过我手上的掀板尝试一下，有时还会送来一枚烤得焦黄焦黄的发糕。当她兴致勃勃地看着时，我便会问道：“兰伢子，你在这里看什么呀？还不去做你的事？”兰伢子便娇嗔地说：“我就是看你扬谷的姿势！”

兰伢子在我身旁我总会兴奋和轻松。但也让我顾虑重重。因为我总觉得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无数双像徐增裕那样阴险的眼睛躲在角落里盯着我。耳里便会传来徐的严厉的斥责：“反动学生和地富子弟搅在一起，谈情说爱，就是坚持反动立场！”上半年四分场有一个农学院的同学就是因为和一女农工谈情说爱，被开除回家监督劳动。在我这个被枪毙了“政治生命”的现实生活里，是容不得这种离经叛道的越轨之恋的。我们可以在美丽荒凉的天路上结伴而行，但绝对不可以于这可爱的田野里同住一个屋檐，这个人生教训已经够深刻了！我是一只受伤的苍鹰，一只依旧想振翅飞翔的苍鹰，一只还在苦苦寻觅自由蓝天的苍鹰。在我们的天路还烟涛微茫时，我怎能用一附爱情的绳索把一个情窦初开的天真少女捆绑在我的身旁呢？

我的理性也警示着我，假如我为此而丧失了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而受到更严厉的惩处，将会使我那可怜的母亲更加失望！特别是我在场部看到的那张关于“二十一种人”的严厉通告，几乎让我失去了生活的勇气。顿时，我那种幸福感便冷却下来，立时变成了一个没有情欲的、冷冰冰的青年。

我鼓起勇气坚定地问兰伢子：“你看到了最近军队贴出的通告吗？”兰伢子说：“看到了，还贴到了我们队部办公室呢。”

我说：“我就是通告中说的正在劳改劳教的二十一种人呀！”

兰伢子却说：“我爷爷是地主，我爸妈和我都算是地富子弟呀，也是可以争取教育好的子女呀，我们不都是一样？你在这里算劳改，那我们全队的职工又叫什么呢？”

我知道，兰伢子是一个动了真情而又极天真的女孩。我不能伤害她，我惟有将这段情缘谨慎地封存冻结起来，才是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现实的态度。

当时我告诉兰伢子，我们都是成分不好的人，特别是我这样的人，政治生命已判了死刑，将来我是无法对你、对你的父母、对家庭负责的，我的命决定了我只能打一辈子单身。你以后跟着我，只会害你的。兰伢子，你的处境和条件比我不知强了多少，何必自找苦吃。你应当找一个红五类来做你的伴侣，要在这个时代生存下去，人人都必须有一把红色的保护伞。否则，随时有被雷击的危险。兰伢子，你心里有我，我很感激，但我们只能有一种纯净的友谊。

说完了这些，我如释重负。

我注意到，兰伢子的眸子里潮润起来，似有两颗晶晶的泪珠。一会儿，她说：“哥，我理解你！”

从那以后，我总是有意地回避着她。有几次在食堂里碰见她，她都注视着我，眼光折射出多少深情、善良和遗憾！

这个冬天，我是在泥港口工地渡过的。因为回避兰伢子我没有回过队，我怀念这个女孩，几次想回去看看，但我的理性告诉我，这事不能走回头路。有一天，我们队上一个与我一起修电排的农工从队上回来，晚上闲扯时，我问他这几天队上有什么新事？他向我说起兰伢子的事。兰伢子的妈妈前几天死了，队上没有给她开追悼会，因为她家成分高，不属于“我们队伍的人” 。兰伢子的爸爸觉得日子无法过了，便将兰伢子放了人家。兰伢子未来的婆婆家，是红五类，是场里的一个革命干部家庭。那干部家只有一个男孩，已经二十四、五了，可是还找不到对象，因为那男孩是个残疾人，不但面貌奇丑，而且说话做事还像个十一二岁和小娃娃，兰伢子去到那里，用不着日晒雨淋了，成份也会改变，生活比在队上好多了……那人说完，叹息说，“他妈的，一朵好花插在牛粪上了！”

那一天晚上我百感交集，忧思难眠。

热血象生力军一样奔去

半年以后，杜家银便得了病，咳嗽很历害，后来便吐血了。他到农场职工医院一照X光，便确诊为肺结核。队上人说那是痨病，是讨了年轻的老婆的缘故。由于吐血过多，他休克了。医院向队上打电话，要队上号召年轻人去医院为他献血。

那两天我正感冒。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知道我要不去，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印象。于是也跟着一群青年农工去了医院。后来一验血型，就只有我的血可以输。抽血的是个年轻医生，他知道我是“反动学生”，他把我叫到一边，小声对我说，“今天你背时了，你赶快去喝点盐开水，尽量多喝点。”

就这样我的几百CC血就像生力军一样跑步进入了杜家银的血管。杜家银苏醒过来，他那跛子老婆在病床边感激地看着我。

离开医院时，那个年轻医生叮嘱我，回去多吃些红枣红糖煮鸡蛋。他为我开了输血证明去领营养费。开休假时，他开始是写两天，后来他换了一张纸，改为三天。最后，他又将它改为四天，他拿到医院办公室盖了印，才谨慎地交给我。

看到他那犹豫不决反反复复地样子，我知道他也在考虑我的头上的那顶帽子，他是同情我的，开多了怕领导说他同情我们，但他最后还是甘冒风险，比规定多开了一天。需知，这时正在运动中呀。

我心里委屈，很难受，我不愿让一个人为我担政治上的风险，下午便打算出工。

杜瞎住了几天院便出了院，在家里疗养。有天下午出工时走过他家门前，正好碰见了班长王介凡和妇女队长，那妇女队长问我时，故意把声音放得很大：

“杜瞎出了院，他堂客来看过你吗？”

“没有呀。”我如实回答。

“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人家救了你男人的命，连看一下都不来，还讲不讲良心呵！”

她的声音又提高了八度。显然她是讲给杜瞎家里听的。

原来那天下午输血回队以后我便出了工，谁知因没有休息，便觉膝盖酸软软的，刚走到田边便扑地一跤。被王介凡看见，就把我扶到宿舍，一定要我好好休息几天。这事便在队上传开了，引起人们对杜瞎的批评。

那时我听到妇女队长讲“良心”时，我心里蓦地一震，心中仿佛仿闪进了一片阳光。呵！良心！尽管人们把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这句话天天挂在口头，但是作为良心，良知，这些普适性的价值观还牢牢挺立在人们的心里，没有被埋没，作为一块道德的铭碑而屹立着。人的任何一点恻隐之心都可以激起心中向善的涟漪。

第二天晚上，我正在宿舍里写改造日记，忽然杜瞎扶着棍子和他老婆来了，杜瞎提着一只鸡，他老婆提着一篮蛋。她老婆一进屋就说：

“难为你呀，小王！要不你，这回老杜命都没了！这点蛋和这个鸡是我们感谢你的心意，你要收下呀！”

我说：“老杜的病更需要营养，还是留着自已吃吧，这好意我领了。”

杜瞎一听火了，说：“你是怕我们贫下中农拉拢你不成！”

我只好收下了那二十个蛋。鸡就让她拿回去了。

其实我初来队上那阵子，他对我还是挺不错的，只是后来四清运动中因上打谷机的事他才迁怒于我，实在是一场误会。

以后我与杜的关系明显好转。

幸运的许烈武

有一天，一队红卫兵来到西洞庭农场。他们是中南矿冶学院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的。他们在三分场十三队找到许烈武，并说明来意。并向农场的掌权的群众组织说，许出身贫下中农，根正苗红，他从前的那些问题已经做过组织结论，何况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学院的社教运动中把他打成“反动学生”，显然是“走资派”对贫下中农进行的阶级报复。因此他们要将许接回学校，参加“斗、批、改”。他们的行动得到了生产队和农场革命组的支持。

原来，自从〈〈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颁布后，由于文件中明确地提出了“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这个文件使那些在校学生感到特别温暖。此后各个学校不再有“反动学生”送到农场来了。当时我们已经知道长沙各高校已经爆发了一场抢档案风。 因为从１９６５年开始，各校的大学生尚未毕业时，就有一些学生被学校内定为“反动学生”，并将文字材料塞进了学生的档案，一到毕业时，便作为学生中阶级斗争的典型予以公开批判并劳动改造。学生们将这些材料称为“黑材料”。抢档案时不少学生幸运地发现自己的档案中的黑材料并烧掉了它们。这种不知不觉的政治陷害激起了他们对学院当局的憎恨，也使学生对我们这些已往的受害者充满了同情。学生中的造反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常常将此作为“走资派”迫害学生的罪行而进行声讨、斗争。

有些造反组织便开始在以前的“反动学生”中寻找典型案例，藉以打倒他们认为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

许烈武即将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消息让我感到振奋。我也心存疑虑地期盼着财贸学院同学们能通过这种方式解救我。中午，我按奈不住偷偷去了许的牛棚，正好遇见了他。他正在吃中饭。

“许！”我有些激动地说，“祝贺你马上要获得自由了！”

许有些激动地回应：“感谢毛主席发动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许说这些话我相信是出自内心的。如果谁能把我们这些灾难深重的学生救出来，不亚于我们的再生父母。是我，也会说出这种感恩的语言。

许烈武离开了农场。

走出西洞庭

到了这年的十一月，我的处份期已经严重超期了。我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向学校革命联合委员会写信吁请，要求学校按期为我解除处分，并按当时的《处理条例》分配工作，同时我也说明，如果暂时不能分配工作，希望学校同意我回校和广大革命师生员工一起参加学校的斗、批、改运动，在运动中继续接受教育，改造思想。

我在惶恐中等待了一段时间。我的要求意外地得到了应准。

不久，联委派了两名学生，带着介绍信带我来到了农场，为我办理离场手续。在所有学生中我与任蔼堂是第一批回归学校的，那些担心我今后出路的职工也放下心来。那天晚上，生产队的支部书记薛守田、治安委员王介凡召集贫协的人为我做了鉴定。这次鉴定会的气氛比前一次好多了，因为参加鉴定的人都比较实事求是，设想要是仍让徐增裕，根子这些人来主持，必定会是一个糟透了顶的结果。

我的鉴定是由生产队的一位文书兼统计员写的。这个鉴定称我为同学，恐怕至今还保留在我的原始档案里。

　　对王湘平同学的鉴定

王湘平同学来农场后能坚持出工，积级参加劳动，努力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劳动态度较好。在劳动期间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对错误有了一定认识。特别是在1965年冬,王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为一重病贫下农工，去医院为其输血抢救，受到了群众的好评。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同意他回校参加斗、批、改。

　　　　国营西洞庭农场二分场九队

　 （公章）　　　　　　　　　　　　　　

望着这一纸鉴定我真有说不尽的感想，高兴的是我的劳教生活到此画了一个句号。鉴定的基调也还好，终于不使我忝居二十一种人的地位。因为公安六条上明确规定“解除劳教改造得不好的分子”要继续接受群众专政，而在我的鉴定里也有了一句对我这类人难得可贵的“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评语，今后只要谨慎小心，夹着尾巴做人，也许就可以平安无事了。同时我又感到万分懊丧，自从我被劳教后，忍辱负重，风风雨雨，流血流汗，整整花了三年时间，才得了这样薄薄的几句好话。才取得了一个夹着尾巴做人的资格。这个世道对我来说太不公正了。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呢？不就是因为思想活跃一些？为此我不得不牺牲了三年宝贵的青春，重新铸造我的灵魂，这是一个在政治上被判处了死刑的灵魂上新生出来的脆弱的灵魂，这个灵魂只给与了我一个站起来但要低头弯腰做人的资格。虽然出了农场，解除了劳教，但精神上的枷锁始终不能解除，在这个社会里我将永远受到歧视和冷遇。但我坚信，作为用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终究有一天是会要认识到不但“右”能损害革命事业，“左”同样会损害革命事业的。

憧憬未来虽然渺茫，我总觉得希望不是无所谓无的。

过了两天，我与孙同学清点好行李，离开了那块将我劳教了三年地方。离队的时候，兰伢子依依地坐在食堂门口，我向她告别时，她深情地望着我，眼神里流露出一种只有我才能理解的语言，那不是怨艾，而是一种期颐，一种祝盼。

别了！西洞庭！曾给我们关怀与同情和帮助的支部书记、治保委员，曾帮助我战胜困难、教我劳动、让我终身感恩的贫下农工和工友们！

下卷 敢问路在何方

蜗居“听雨轩”

回到湖南财贸学院后，我与任蔼堂住在当年我们读书时的第四栋。我猜测我们的分配可能要拖很长时间，在这个乱纷纷的时期，我们这些“反动学生”马上分配工作只能是一个偶然，这件事要拖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才有可能。在农场艰苦劳动了三年，现在只能趁这个机会好好休整一下。联委只是一个群众组织，对我们今后的出路他们起不了决定性作用。联委能将我们从农场取回，已经相当尽职了。因此自我户口迁回学校后，我便再也不去找联委的同学和领导，生怕今后出现反复受到对立派的打击。

当时学校还是一盘散沙。除了66级的同学刚分配工作，剩下的67、68级的同学还滞留学校待分配。联委也把我们看成是待分配学生。因此没有人来过问我们。这是我近三年来一段十分逍遥的日子。没有日晒雨淋，现在我不必出工了。说是回来参加复课闹革命，这不过是一句掩人耳目的话。因为我是公安六条上被警告的“二十一种人”，在运动中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斗批改”于我何关？我深居简出，不参加一切活动。我唯一有兴趣的事便是去街上看游行。

我这个红旗下长大的年轻学子，看到过反右派、经历过四清，亲历过高校学生中的“清反”，现在我又有机会做一个观众

近距离目睹“文化革命”了，从前在偏僻的农场误了这段历史的开头，但精彩篇章也放许还在后面，我将把现实中的充满乱象的文化革命当做一本生动活泼的大书来阅读、思考，深深地珍惜着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光。我把我住的那个房间叫做《听雨轩》，于其中看青松怒向苍天，观败叶纷随流水，聆听窗外传来的风声、雨声、口号声，遥望满街走动的红旗、绿旗，冷眼看着和思考着文革中财贸学院及周边发生的人和事。

无所事事的学生

不仅是我觉得无所事事，觉得无所事事地还有那些复课闹革命的学生。其中有大部分已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学生们都盼望拿工资，但是他们却长期的待分配。特别是65年进入学校的那批大学生，在文革的混乱中虚渡了学年，在这即将毕业的时候，才猛然发觉在专业知识方面还腹笥空空，今后怎么工作？他们有一种焦躁、郁闷甚或对现实的淡漠。为了排解这份寂寞无聊，有些人常常是没事找事，有事闹事。

有一次锅炉房出了事故，一天没有开水供应。于是便有一伙学生成立了一个“要开水战斗队”，学生们提着瓦壶、水桶和热水瓶，摇着小红旗在校园游行，令人忍俊不住。又有一天晚自习时，我们那栋宿舍突然断了电，漆黑一团。学生们等了好久还没来电，忽然我下面的二层一间寝室里传出擂打桌子的抗议声，后来整个那一层都拍打起来，尔后整栋宿舍都拍打起来，最后，那些嘈杂的拍击声汇集成整齐地秧歌舞节奏，声震夜空。在这粗犷的擂打声中不知是谁带头将一个瓷饭缽扔到楼下，发出“叮”的一声清脆裂响，接着便有不少宿舍不时向下扔着饭缽，那种清脆的裂响，在厚重的擂桌面声音背景下，就像是夜空掠过的明亮的闪电……彷徨一个千人乐队在演奏着一曲“金蛇狂舞”！

那些学生必不可少的功课便是全体集合起来，在联委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支持下，批斗学院那几个“走资派”。

这时雷震宇院长已经被认定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不仅文化革命中对学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还有“严重历史”问题。他早年参加过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区党部书记。

有一天晚上，联委在广播里发出通知，在全校批斗走资派雷震宇大会。并勒令雷不得逃避。参加这个会的人有“革命学生”，有来寻求刺激的逍遥者，也有不少保雷的人。会议还通过有线广播进行实况播放，对这种批判会我不愿参加，因为那里有一些保雷的人，我去参加便会被他们认为是“反攻倒算”。我只是坐在房间里，仔细地倾听。

第二天听说雷是被戴着大高帽押进会场的。陪斗的还有原会计系的总支书记刘剑平。当他们进入会场时，我听到广播里有人领呼着“打倒死不改悔走资派雷的”口号声。后来学生们便按照每小节4拍和3拍的节奏，连续地、整齐地呼喊着：

打 倒 雷震 宇！ ︱打倒 雷震 宇！︱

呐喊口号声震屋宇，比当年我挨批斗时的呼号，更威武雄壮严厉。仿佛有人指挥着的一个大合唱队。

后来便有人一个接一个的发言，广播的效果不太好，听不明白说的什么。过了好大一阵，批斗会开完了，主持会议的人宣布雷“滾”出会场，这时会场里又爆发了上面那有节奏的口号声。

雷院长，你好好保重吧

第二天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初秋的阳光十分灼热，把地面晒得滚烫，那天早饭后我从外面回来，路过四栋和三栋空坪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个女人打着布伞，为一个坐在矮凳拔草的老头遮阳，那老人一头白发，不时咳嗽，有气无力，似有严重哮喘。那女人面黄而忧戚。我奇怪看着这两个人搞劳动的时候，忽然那个打伞的女人对我说道：

“王，你回来了！”我一看是原来学生科长张炳华。我仔细端详了一下张，这个当年春风得意的女人此时一脸苦相。脸厐削瘦，头发花白。眼眶围着一黑晕，再看伞下那个坐着扯草的，便是当年定要把我扔下深渊的人，他连抬头看我一眼的力气都没有。我一看他俩那幅可怜巴巴的样子，我便心生怜悯，虽然他们曾把我往死里整过，但我们毕竟还曾有过师生情缘，我怎么能幸灾乐祸投井下石呢？这怜人之情未泯，我动情地回答说：“保重呵，张科长！”

这时她又对我说：

“那次处分让你们受苦了，搞错了的地方你们应向组织申诉。”

张炳华说这番话，是因为我在前文讲述的那位文正南同学，就在不久前在对雷的批斗中已经被平反，而雷震宇也承认了把文定为反动学生是对学生的迫害，并且还在那份平反文件中签了字。

与这两个昔时的领导人讲话，我总觉得十分尴尬，而雷院长却不吱声，默默地扯着草。

在文革中，以前那些凡是挨过他们整的人，就会趁这个时机要求他们为自己平反，希望翻身。但有的却并不指望他们，他们会以恶还恶，乘机报复、伤害他们，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对雷、张这样的人打了就打了，骂了就骂了，他们连招架之功都没有。

回到宿舍我细细思量着：张炳华鼓历我去申诉，我不知道是否是他们的肺腑之言。是否对过去的“左”的作为有所认识，有后悔之意，还是惧怕借他们被打翻在地的时机，找他们算旧帐泄仇恨。

几十年后我看到过一则清华大学没有抓“反动学生”的回忆，当时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先生，采取了提前将学生毕业分配走的办法，拒绝在清华学生中搜寻斗争对象。在这点上蒋南翔校长是值得称赞的。

我不便与他们多说什么，虽然我们现在已是一个壕坑里的难友了，我总觉得在我周边有一些眼睛在暗暗注视着我。我出自内心地说：“过去的那些事儿也不能全怪你们。雷院长您好好好保重吧！”

说完我便匆忙离开了他俩。

刘剑平

那时我也与刘剑平打过几次照面。刘是作为雷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爪牙”而被批斗。他在文革初期跟着雷院长镇压了学生的造反，并且亲自领导整了学生的黑材料。刘这个人的手段我是亲身领教过的。此人解放前参加了革命，只读了中学，文化程度不高，没有受到过尊重实事的教育，解放后在历次整人的政治运动中受“左”的影响极深，在他们看来，连1+1这样的问题中也存在着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有惊人的嗅觉，也有丰富的整人经验。因此整起人来缺乏政策观念，通常无视良知。可是他万没料到，这一次在“文革”中由于镇压学生运动却站到了毛主席的对立面，犯了反对毛主席的错误。由于他不像雷震宇那样有历史问题，又只是一个系总支书记，好多事情都由雷为他担待着。因此没有成首当其冲的被批斗者。

刘除了学生们批斗雷时当陪斗外，也和雷院长一样，也得接受革命群众对他进行的劳动改造。

有一天刚刚吃完中午饭，我正在寝室里午休，同室的待分配学生有的正吃着饭。我看见刘穿一身工作服满头大汗地来到我们寝室。提着一个竹筐，手臂上缀着一个污辱性的白佩章，上书“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爪牙”。他不屑与我打招呼，见了我形同陌路。尽管他曾整得我断筋裂骨体无完肤。

检钵子这活儿比拔草要累，那些钵子很重，拎着竹框上下楼更是吃力。尽管刘当时还中年力壮，收起那些狼藉在床下桌上的饭钵来手脚还麻利，但那气喘嘘嘘的样子，仍让人感到可怜。我发觉正吃着饭的那些学生并不同情刘，甚至幸灾乐祸。吃完了仍是把饭钵地丢在地上，让刘来收拾。对刘表现出一种敌意和轻蔑。

那一阵刘几乎每天中午和晚饭后都要来我们那栋宿舍收饭钵，后来每逢那样的时刻我都在食堂用完饭并且不回寝室，避免和刘相见。

再说文正南同学

大学毕业前我们挨整时，并没有牵涉到文正南同学。他究竟是为什么事被整肃成“反动学生”我不得而知。直到现在我打电话询问当时的同学，他们也说不出什么大问题来。

推想，文当时就是因为政治上消极一些，过不了毕业鉴定关。如文在斗我们时不极积，过苦日子时表现欠佳，后来又要当“蛀书虫”，逃避现实。再加上其父在解放前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在当时大力“清反”中，又遇上刘剑平、张炳华这样的“热心人”，这就注定了文的不幸。

文后来戴了“反动学生”帽子，劳动考察两年，但没有去农场，而是留在学院总务科做杂工。学院党委没把他报上去备案，可见当时处理“反动学生”的权限不受制约。

文的家在耒阳农村，上有老母，下有妻儿。他留校劳改，既无钱寄回去，又无法为家里挣工分养家糊口，对于一个在而立之年的人，不独政治压力而且生存压力也是很沉重的。

由于在校劳动考察表现不好，再加上文自已也打报告要求回家，后来学院当局便将他开除学藉，戴着“反动学生”帽子遣返回家监督劳动生产。

文革中期，学院联委成立，正值批判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正南回学校申诉。66级那些造反的学生看了文的材料，认为文正南是雷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牺牲品，后来就积极为文正南平反，雷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文的平反上报了省联委，得到省联委的批复，在当时是得人心的。

文从那时起，便翻了身，并且拿了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但由于这个平反是群众组织进行的的，很难得到当时各个派别的认同。文已被开除学籍，不在财贸学院的编制，文的工资没拿两个月，便停发了。

文当时经济困难，但文毕竟在政治上平了反，因此每月都要来校闹一闹，有时便直接去找雷院长，雷院长无奈之下，每次都要拿点钱给他，打发他回去。

有一天，我正在宿舍埋头看一本书。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王，你回来了！”我抬头一看，来者是当年同窗文正南。时隔三年，文苍老了许多，黑黑的脸上有了刀刻般的皱，比大学时单瘦了些。穿一身破旧的褪了色的蓝工作服。

“任蔼堂回来了吧？”文以为我们是回校造反的，他接着说：“大家回来了就好！团结起来，批斗雷震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迫害！”

我立马对他说：“小声点！小声点！你现在可以高声说话，和我们身份不同。我们是刚解除劳教的人。我们回校是参加学习的，在斗批改中进一步反思自已的错误，在毛主席思想指引下，加深对‘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认识。”

文知道我们言不由衷，也就没有多说了。

“唉！”文有些惋惜地说，“你们回来得迟了些，要是抓住时机回来，也许和我一样了。”

说完，文拿出他的平反文件给我看。那文件写得义正词严，针锋相对、掷地有声，读着读着，我的手颤动了，心上涌动着一股强大的热流！我总觉得这不仅是为文正南呐喊正义，也是在为我鼓与呼！

可惜文正南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那篇既为他平反又讨雷的檄文已沉于烟海，那是作为对“文革”中这一特定时期的少数敢于伸张正义的人的一个鲜活见证。也使我看到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增强对国人的信心及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

文正南的平反文件是66级一个造反学生袁国栋写的。

我见过袁一两次。袁国栋也是湘南人，个子不高，是当时的学院一个造反组织的领军人物。有一次他来到我的宿舍看过我。谈起我的事情，他有些遗憾的说，为你平反的事我们曾考虑过，你们平反的难度较大，又回来得太晚，我们也要离校了。

袁说这番话是真诚的，透出对我们的同情。我们的问题与文正南不同，它就象是一个沉在冰冷深渊的黑匣子，要把它打捞上来涉水很深，而要打开这个黑匣子更是难上加难。给我们制造冤案的人有强势的政治力量，为我们平反必须有国家的政策环境，以一个造反组织的政治背景要为我们推翻那些不实之词，可以说是无能为力的。且风险太大。我深知只有将来我们党对那一段历“左”的历史作出正确评价后，我的冤案才能水落石出。我当即对袁明确表示，我不要求为我平反，我今后老老实实做人，能生活下去就行了。

不久，袁同学这个66级的学生就离校分配工作了。袁究竟去了哪里，现在已无从打听。这个对文正南敢于仗义执言、古道热肠的人我到现在还能记起他的形象。

我与文正南只见过那一次面。分别的时候，文发牢骚说：“政治上平了反，但经济上不平反，算什么平反？”又说：

“我还不如你们这些戴着‘反动学生’帽子的人！”

文说“他还不如我们这些‘反动学生’”这话是有道理的。当时我们虽还戴着“反动学生”这顶帽子，但我们每月还有点生活费，还有医保，还有城市户籍。文则完全自食其力。

当时文家里口粮不够，来长沙吃饭没粮票，文向我诉苦。而我从农场回来，手上有很多节余的粮票，我很同情他的处境，我便大把送些粮票给他。文当然很感激。直到后来下放当知识青年，取消了我的生活费和城市户籍，和文一样过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生活，我才感觉到那些粮票的价值。

至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文便再没有来过财贸学院。当时革委会有个军代表主任，明确告诉他，要他安心农村生产，当时的平反是群众组织主持的，即使平了反，革委会也不认可。

一个漏网的“反动学生”

那时67级的同学还在学校等待分配。有一天晚上我去省委党校俱乐部部看电影。和我坐在一排的有两个财院同学。那两个同学有意与我搭讪，其中一个同学指着他身边的同学说，他叫戴国生，只差一粒米就和你一样成“反动学生”了。戴的个子不高，湖南洞口人。

所谓只差“一粒米”是湖南方言，意即站在安全边际的分界线了，打了一个危险的擦边球。原来戴也是一个爱思考有话瞒不住的人，有一次他在一个大组讨论会上的发言坦陈了自已对时政的看法，后来便内定为“反动学生”，文字材料已装进了档案，由于文革中高校有一阵抢档案风，他的档案被一位同学抢出，他看到自已未来也是我们的下场，惊恐万状。所幸材料已被自已拿到，没有被复制，便将其付之一炬。灭了祸根。

戴的历险记后来写在他的一篇传记里，现在我将它全文引来，十分可读。

恶梦发生于1964年

——一个漏网“反动学生”的回忆

我生于1943年10月，自先祖君瑞公至我，历世九代均为贫苦农民，始终居住在湖南隆回的一个名叫曾家山的小山村里（1950年前属武岗县下江乡管辖）。我从6岁起开始干看牛、砍柴、扯猪草等农活，1951年开蒙读书，学业成绩均较好。1957年初中招生十分紧张，录取率不到七分之一，我却以优异成绩被隆回二中录取，编入初22班。我爱读书，且好高骛远，尤其对那些政治领袖的书很酷爱，1960年我就从教历史课的老师那里借来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当时第四卷还没有出版）卷全读了。适逢全国掀起读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运动，仅是喜欢而已），要树典型，立标兵，我被教政治的老师发现，简单询问后汇报上去，我就被评上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发给奖状，以资鼓励。后奖状在县城展览，没有归还于我。可以调侃地说，我是和雷锋以及老乡廖初江一样，是我国早期学毛著的积极分子。

1960年下半年全国进入经济困难时期，政府为减少商品粮的供应压力，把我们中学生的户口、商品粮食供应退入原籍，每月仅能从生产队拿到15斤口粮，那正是我们长身体的关键时期，身心严重受损，高中阶段读书总是提不起精神，课堂上常打瞌睡，仅有一些记忆力，学习成绩不很理想。但1963年高考还算稳妥，发挥正常，考入湖南财贸学院会计系，就读商业会计一班。

记得《红楼梦》中评说丫环晴雯是身为下贱，心比天高，我这个出身社会底层的贫下中农的大学生也是如此，尽管当时大学生中工农子弟很多，但一般没有我那么心高，也就能平安一世。1964年自从周恩来总理外出，邓小平主持国务工作几天，就提高了在校大学生伙食标准，一、二个月后，我的身体状况大为好转，上课再不打瞌睡，学习效率明显提高，我除上正常课程以外，还积极阅读马列著作，钻研《资本论》，有时还来点灵感，有不同看法。

1964年党中央发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后，我院开展“反修斗争学习”，院党委召开动员大会，院党委书记雷震宇同志在全院师生动员大会上号召大家积极参加学习、踊跃发言，把平常所想所思的问题说出来，不作记录，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我这个完全没有社会生活经验，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牛犊，对雷院长的说法信以为真，有天上午在我们小组发言中连续讲了十来个问题近四个小时。

记得其中之一就是对《资本论》的看法。我说马克思写得真是深刻，分析十分正确。但对产品的剩余价值是工人阶级创造而归资本家控制，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对立，这只是马克思的结论。而我认为资本家控制的剩余价值，把其中大部分又用于投资社会，扩大社会再生产，这个部分又回到全社会中去了，至于资本家本人及其家人所消费的部分那是很少，其正当消费也是社会生产的前提。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的投资于公有制下的企业，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要少得多。我说，我将来要写一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剩余价值学说。

记得其中之二，关于合作化问题，我说我生活在农村，农民对农业社的态度我记得很清楚。起初农民都不想参加农业合作社，只有几个少数人走投无路才愿意吃农业合作社这碗饭，通过利诱（先入社的可得救济款）、施压（开斗争会，打人）、攻心（反复多次上门动员），千方百计分化瓦解个体群众队伍，在1955年冬天实现了农业初级社，1956年实现了高级社。农业社是建立起来了，但社会上的物资却越来越少了。

记得其中之三，农民对过苦日子很不满，不仅是中农，就是贫雇农也很不满。我的旁系满爷爷系土改根子，贫农组长，我村过去只有他是住茅草屋子的。1961年元月份，放寒假我一到家，满爷爷对我这个有文化的孙子辈说：“国生，现在要换世主才好，现在快要饿死了”。还有一个瞎子，叫仁满，过去长期讨米，土改后分了田，61年对我说：“过去我讨米还讨得到，现在大家都挨饿，到哪里去讨。现在的农村比任何时候都要苦。”

其他，我还谈了一些问题，都记不得了。当时确实没有做记录。我讲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学院党委宣传部长章怀礼也来到我们小组听我发言。之后，他对人说，“这个戴国生口才很好，但思想反动。”自此以后“思想反动”的帽子就戴在了我的头上，后来听说院党委尽管没有作记录，还是整理了材料，放进了学生档案，等到毕业时再处理。我这时才害怕起来，我是个可以不讲话，但从不讲假话的人，讲了真话，却招来了终身灾难。

此后我就象一个内专对象那样生活，不论我怎样诚诚恳恳发奋学习，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我的成绩都得不到认可。我的《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尽管学得比一般同学要好，但院党委决定就是不让及格，也不必补考。

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文件规定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我看到了一线希望，但自认为自已是有“前科”的人，在运动中不敢太出头，也不敢太落后，实行大隐，跟着多数人走，隐于主流群众之中，得到了大多数同学的理解和同情，班上同学为我打抱不平。这时我对社会生活已经成熟起来，1967年社会上发生了抢档案风，我院很多同学去学院学生处抢档案，我没有去参加抢档案，我心想自己有事不便出面，我的心愿别的同学会为我实现 的，果然班上同学把我的档案抢出来交给了我，我一看材料的标题是“反动学生”戴国生的字样，吓得胆颤心惊，但材料内容却没有什么， 我赶快点火烧了，丢却了这些年压在身上的积忧。

不过事情并没有完结。1968年，我们67级毕业生耽误一年后迫切希望走出校园参加工作，而这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却安排我们文理毕业生继续劳动锻炼，凡分配到湖南的文科大学生全部安排到47军（6900部队）139师（6954）沅江县南湾湖农场劳动。我们班的同学分配在420团（6939机枪连），与解放军官兵一起劳动生产。之后一个月，所到学生多了，专门成立了学生连，我们是学生1连，属420团一营管辖，排以上干部是部队军官，副排长指派我们学生担任。我们连种了七百多亩田，有120多人，但真正能天天出工生产劳动的也就七、八十人。我个子虽不大，但属这支主劳力队伍，我能挑百十斤担子，劳动中我从未请过假。

1969年学生连中开展“一打三反”，清查过去及“文革”中的问题。我们班上一个所谓“左派”同学又戳我的“反动学生”痛处，连指导员大喊要在我们连抓反革命集团，抓反革命分子。并逼我交出过去的材料，我说过去没有什么材料。那一张纸虽被我烧了，但我内心还是十分紧张，白天参加繁重的田间劳动，晚上思来想去，不知道怎样渡过这次难关，恐惧使我患上了严重失眠症，通晚恶梦不断。身体一蹶不振，严重的神经衰弱使我的记忆力减退。后来由于大多数同学同情我，没有揭出什么问题，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经过十八个月在洞庭湖的劳动锻炼，我们在1970年3月份离开了部队，离开了农场，4月份安排到单位。因为我出身九代贫苦农民，以后在单位再没有遇到什么风险。但恶梦直到现在仍然伴随着我，没完没了地纠缠着我。

也许是我与戴有些缘分，戴后来在部队劳动锻炼后，被分配在湖南XX纺织品公司，担任湖南XX地区纺织品批发公司经理。那时我就在与他工作的毗邻的XX商业学校任教。因此我们常有机会见面，一谈起旧事，不免唏嘘，感叹由北京市委策划的那个《清反》运动与当年的反右可算是无独有偶了，幸好历史发生了转折，否则还会鼎足有三，如此下去，不知会害多少大学生！

石佳冲乱象（上）

丁修处长至始至终都在关怀着在我们。得知戴国生那一级学生要安排去军垦农场锻炼了，她曾经三次带着我与任的鉴定和学业成绩去到省革命委员会教育组，希望我们能随同67级毕业生一起分配，跟着他们去军垦农场锻炼。但是每次都没有应准，要等到运动后期，分配无望，我们的出路进入死角。丁修也毫无办法。我们便长期滞留在湖南财贸学院了。文革中湖南财贸学院属于“黑学院”，整个机构面临着撤销。我们今后的去向茫茫，不可乐观。

没多久，一支工宣队驻进了学院，和全社会同步地搞起了“清理阶级队伍”。我宿舍对面的三栋有几个泥水匠正在用砖块封堵宿舍里的过道，那是清查办公室在修筑监狱，待到运动一开始，被清查出来的对象都将在那儿“集中”“学习”反省交待罪行。当时我便有些惶惶然，我回学校这样久了，如果清查办的那些人对我耿耿于怀，那里也许会成为我回校后第二个居处。不过我本来就是“牛鬼蛇神”，写写交待反省也是家常便饭，住进去也无所谓。可能还是不平静生活中的又一朵浪花！

这一天大概是初秋时分，天气已不炎热。一辆游行示众卡车缓缓地从荣湾镇驶进了石佳冲，广播里播放着宏亮的歌曲：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不会自已跑掉！”

这是毛主席语录，当时被一个音乐家劫夫谱成了革命歌曲，原文是散文，不是歌词，但这位天才的音乐家通过音乐小节的处理，使这段说理的散文完全诗歌化了，歌曲的进行曲速度，在高音喇叭里放出来，真有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声威，令一切“牛鬼蛇神”不寒而栗。

当那辆车进入省委党校校区时，第一辆卡车站起来一个老头，他把胸前的大木牌移正了些，把精神抖擞了一下。身后几个武装枪剌闪亮的押解着他。他颈上挂的大胸牌上写着他的名字，并被打了一个大红叉，他就是原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王延春那时已满头白发，态度很老实，没有什么表情，表情漠然。为雷震宇他们做了表率。1969年他还没被“解放”。他的两个女儿下放到靖县甘棠公社的乐群大队当知青，我们是相邻生产队，常见面。

第二辆车上是杨第圃，原湖南省委祕书长，在文革中因站错了队，是支持了一个叫《湘江风雷》的群众组织，加上又有些历史问题，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写到此公，是因为他当年也在西洞庭农场我所在的生产队因“右倾”当过贬官，我在西洞庭农场劳动时经常有农工向我谈起他。此公的律诗写得很不错，我曾在湖南日报的副刊上读过他的大作。

第三辆车紧随着，也有几个持枪的武装，他们押着的是一个小青年，从胸前的木牌上的黑字红叉可知此人叫做杨曦光，长沙一中高中毕业。他便是那篇著名论文《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是造反组织《湘江风雷》的“坏头头”、笔杆子。当时他比我要小三岁，那篇《何处去》我读过几篇，那恐怕是文革中最优秀的论文之一，我看不出有什么有反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文章主张按毛的思路搞什么中华人民公社，但后来因它的组织《湘江风雷》被中央文革定为反动组织，康生读了之后，硬说其文反动，“满纸畜牲般语言”，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小伙子长得很英俊，穿着也十分得体。他微笑着，俨然下地狱舍我其谁。

杨曦光是杨第圃的儿子。今天这一对父子一同游行示众，两人都没有那种落魄的可怜相。特别是小杨，那条裤管上棱折可见，像是去作客穿着很是得体。这父子俩人一前一后被押解着示众，让人想到了李斯父子同时上刑场砍头的故事。

我很佩服杨曦光，他不像是批判他的人说的那样是条小爬虫，是一个有思想有才华的青年学生。文革中判刑后在监狱里坐了十二年牢，粉碎“四人帮”后，他考上大学，去美国留学，成了著名经济学教授，惜乎英年早逝！惜乎在有限的生命中又在动乱中白白沉浮了十几年！

看着杨在示众时的一身浩气和那一种带着讽刺意味的微笑，我推测着杨的此时的心态。这个曾把毛泽东思想叫做“毛泽东主义”的激进“文革”青年，现在也许正沉浸于深度的反思中，也许这个人会成为一批最早走出“文革”误区的思想者。我还曾做过一个假设，如果我不是因为“反动学生”不能参加“文革”，我可能会和他一样，在那场动乱中或者连小命都会丢掉。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这三辆示众车穿过石佳冲后，便从财院校门前驶入公路，折回长沙市区了。

石佳冲乱象（下）

学校的监狱修成以后，便开始关人了。有一天晚上学院工宣队和革委会筹备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宣读了一个“三查一清”文件。并勒令所有“二十一种人”前往登记。我与任自然属于二十一种，是否要去登记，我曾经犹豫不决，因为那个条例上写得很清楚，“解除劳教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西洞庭农场的贫下农工为我做的那份鉴定还不错，不属于改造得不好的分子，虽是一个分子。但后来还是任认识比我深刻，他说什么好不好，他们想说你好你就好，说你坏就坏。还是去登记一下，反正不花本钱。我想也是，去登记，是向无产阶级革命政权表示，我们牢记毛主席教导，永远谦虚谨慎，改造无止境，要不断地永远地自我地自觉地把改造进行到底，如果真是有天堂，到了马列那里，也不能忘记改造。

后来我们便到荣湾镇派出所登了记。又到清查办报了到。下午在三栋的食堂前就贴出了大海报，雷院长是湖南省财贸学院的头号牛鬼蛇神，我排名第二，任排名第三……当时一看我就暗暗笑了，笑得很得意，因为雷是高级干部，院长，我能排其后，说明我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我们与当年的雷院长能同日而语等量齐观，真是抬举了我们，而且让我也觉得委屈有加！我们怎能与雷并驾齐驱呢？他原是粮食厅的厅长，又担任过原国民党区党部书记，我不具备这些资历。他读过几年私塾，虽对教育一窍不通，却当着大学院长，我只是他坛下的一个学生。在他管理下，这个学院教学质量低劣，没有学习能力的和学习成绩劣等的学生，一律按步就班升级，他当时唯一的成就便是用阶级斗争这个工具，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四十多人的小班，一下就被他清出了“六个反动学生”，这都不是我能做到的。他不惜国家的教育经费，更不惜人的价值，他用无情打击自已学生的行动证实自己是一个伟大忠诚的阶级斗争战士！他加给我们的罪名即使全部成立，与他的罪错相比我们也不及其危害性的千分之一。这个没有思想的人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现在把我们的名字排在一起，真是是一个十分可笑的悖论，当年他非要整我们不可，原来是“劣币”驱逐“劣币”。看着张贴在墙上的那一张满是“牛鬼蛇神”的海报，我不禁内心说道：雷院长，你今天这个下场，恐怕是你万万想不到的轮回吧！

也许是农场那张鉴定暂时保了我，后来我们平安度过了那段红色恐怖时期，没有进入那个“牢狱”。但是有一张大字报却向我飞来，我在食堂的墙壁上繁多的大字报中，看见了刘剑平写的一张大字报，他在大字报中声讨我与任，指出我们是财贸学院办校以来的第二号牛鬼蛇神。

所幸这张大字报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刘的别有用心未能得逞。

在“文革”中有些领导人在“左”的冲击下开始了反思，但有的人却变得更“左”。这些挨着整的“左爷”们，他们死抱着当年对我们的错误结论和处理不放，甚至多年后也不放过被他们整过的人。他们始终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松动，他们的政治生涯和对党的功劳就要大打折扣，他们把维护自已的地位同平反冤假错案对立起来，因此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在我们身上大做文章。

由于我没被抓进“牢狱”，让我有机会看了呈现在石佳冲里的一些罕见的人和事。这些事都象万花筒一样杂乱无章，但是它们却有深刻的“文革”内函。

那时省直属单位机关干部被编成八个大队分别集中在石佳冲的省委党校和中南矿冶学院搞“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有一天中午我去省委党校看热闹，在省委党校大礼堂的大门前站着一个老头，此人身材不矮，鼻子很大，长相酷似刘少奇主席，一看他胸前挂着的那块大纸板，上面写着“刘少奇的黑手足”，才知他就是刘主席的亲弟弟。他身旁摆放着他用的一大堆生活用品。他呆若木头地站着，两目下视黄泉，像个服装木模，任人们指指点点。这“皇亲”没有官职，只是省参事室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在那儿吃皇粮，文革前在人们眼里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文革的风暴把他从天上推到地下，看着他低头路隅的丧气模样，我不禁想起了杜甫的那首《哀王孙》。“文革”中刘家人的遭遇最惨了，可谓受害满门，不但刘本人死于陷害，其夫人险被枪毙，而且殃及他们那些无辜的孩子们。

另外还有一个威风凛凛的龙司令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一提起龙司令，当年财院的人莫不咋舌。这个人便是当时财院有名的革命闯将，湘西吉首的一个土家族青年，69级的学生。一张园脸，长满了青春豆，头发向一边梳着。只要有“革命”行动，龙司令便要佩戴着红袖章，手中总拿一根皮带。龙司令原是一造反派的头头，具有湘西少数民族的慓悍，梗直。他最大的特点便是触及人家皮肉时下得起手。只要认准了那人是“牛鬼蛇神”，他手中的那一根皮带便会毫不留情嗖嗖挥去，那根皮带曾使财院多少“牛鬼”们闻风丧胆！

我的老师大部分在清理中被关进了“牢狱”。这些知识分子们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履历表上怎么会没有一点旧制度下的痕迹呢？这些事儿虽然以前向组织做了交待，但这时一切都被翻盘。他们被称呼为“残渣余孽”，要从新向新生的革命政权交待。这些老师们以前教书认真负责，平常也谨小慎微，这时更显得如履薄冰。我看见我一个教我们《经济活动分析》的老讲师，出来搞清洁卫生时，打着赤脚，把几十年从未与土地接触过的腿脚露出来，白花花的，因为脚板太嫩，地面多石子，行步时一巓一巅的。那时那个戴着红袖章的龙司令便手执一根皮带，站在一旁监视着。见他动作很慢，便叱骂着“你这个反革命臭老九！”说着他的鞭子便会向地面抽去，把那个走路都走不稳的老讲师吓得乱跳。

除了搞劳动，这帮“牛鬼”们还有一件活动便是“亮相”。有一天吃早饭时，我看见龙司令押着我们的系主任和几位教授站在食堂前几张桌子搭起的台子上，颈上分别挂着大胸牌，敲打着一个破瓷脸盆，呐喊着“我是牛鬼蛇神，我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而龙司令则手执皮带站在旁边历声喊着“大声点！”然后嘻皮笑脸地看着他们，取乐子。

那一阵最精彩的节目便是革命群众大游行，这样的游行我通常回避。游行时前面是革命的红旗和武装，随后的便是清理出的“牛鬼”们，用以展示斗批改成果。革命群众便浩浩荡荡地紧随其后。那时雷院长身体羸弱得寸步难移，但也不能幸免游行示众。有一次列队时，龙司令叫人拖来一部板车，他们将雷抬上去，却没有人来拖板车。这时曾经教过我的《工业企业管理》的黄实华教授已成为“反动学术权威”，黄教授仿佛对文化大革命特别理解，他打着赤膊，态度极好地争着说“我来拉，我来拉。”，黄教授上过我的课，我对他很熟悉，62年学校常举行舞会，他算得上风流了，常和一个叫做魏华君的会二班女生跳狐步，十分流畅优美。64年批判我们时他还在大会上发过言，现在俨然一板车夫。

黄教授拉起车来驾轻就熟。他们由龙司令押解着游行示众。

那时候我们学院的院长们几乎全被打倒在地。有一个叫做裴新源的院长不知是什么问题没有交待清楚，被逼得走途无路，无奈之下，便自裁生命。龙司令提着一大桶浆糊在财院的那条梧桐树林荫道旁的围墙上刷着大幅白色标语：“裴新源畏罪自杀，自绝毛主席革命路线，死了比一第狗都不如。”

另一个副院长李芳圃，本是一个寂寂地靠边站的院领导。但一次偶然地失误，让他再一次体面扫地。那一天下午我看见龙司令把袖子揎得老高，到了手臂上红佩章处，这时他不但扎着那根威风凛凛的宽皮带，胸上还别着一个硕大的毛主席章。他歪着头对李院长气势汹汹地训话：
“李芳圃！你知道你罪该万死吗？”

“知道！知道！我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只见李院长光着头，身着黑色的对襟小袄，脚上是一双旧解放鞋，显得还算是整洁，他老老实实地把头低下去，连声承认自已的“罪行”。他凝固一般站在那里，我发觉有一线鼻涕从他的一个鼻孔里流出来，挂在下巴下面，他也不敢动手去擦。

龙司令对他的训斥凶狠简洁。临了，龙司令给他挂了一个大纸牌，上书“现行反革命分子李芳圃罪该万死！”又像变魔术般的不知从哪里拿出一个破脸盆和一根木棒，给他胸前挂上一个恶毒攻击的现行反革命大牌，对李院长说：

“拿去，从这里走到省委党校大礼堂，十个来回，边走边敲，嘴巴别闲着，要大声喊‘我恶毒攻击毛主席，罪该万死！’”

“嗯嗯！”李院长十分驯服地答应着。他擦了把鼻涕，僵硬的身体也立即动了起来。然后就接过那个家什，竟没有看龙司令一眼，就走到院外。

李是一个大胖子，走路步履蹒跚，像个鸭子似地迈着八字步，他敲打着那个破脸盆，一路悲怆地喊着“李芳圃罪该万死！”

原来他家养着一笼鸡。那一天他的邻居见那鸡笼上盖着一张报纸，报纸的反面正好印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套红照片，照片被污损得不堪入目。这位邻居是个不得志的科长，对李素有意见，这时他便毫不留情地把这个情况向清查办举报，这一下李家便冒了天下之大不讳，犯了文革中的“恶攻”罪。

看了李院长游街示众以后，我极为警惕。当晚我便把我的毛语录及林语录本上二位的肖象用一层塑胶纸包装保护起来，防止污损。我深知如果我再让人在这些事情出李院长那样的差错，一旦逮着，便会新账老账一起算，后果可想而知。同时，我也通知家里不要写信来，防止有人拆信监控，找茬儿。

龙司令那时很“红”，但是这个湘西土家族青年却缺乏政治智慧，在“文革”中除了当打手外他没有得什么政治利益，后来分配工作的时候，他还是回到了古丈那个偏僻的山城里，当地人视他为造反英雄，一些造反组织对他表示了极大的热情，龙司令返城的那一天，那个小县城挂出了横幅“热烈欢迎龙司令指导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清查“三种人”，财院那些曾目睹龙的劣迹的人，纷纷举报，龙被作为有“打、砸、抢”的劣迹的三种人受到了清理。

有一天我正在街上看大字报，一张传单赫然入目，标题是《请中央军委赶快制止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传单上说去年四月以来，道县的一些革命组织为防止阶级敌人作乱，开始斩除“二十一种人”，街上尸体成堆，东安县一直持续到当年的5月份。

当时我不太相信现代中国会发生如此大规模民间屠杀。这种残杀，以四类分子为首，将人群分为高低贵贱几类，这只在中国历史上异族霸主入侵时才发生过。

据说，处决异类的时候，那些行刑的刽子手头上都缠着绣了“忠”字的红布，胸前抹着一块红围裙，肩上扛着两片飞快的马叶子，喝了壮胆酒。斩首的时候，人犯的头都被套在一根固定在大石头的铁丝上，宣读完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立即处决令以后，行刑者手起刀落，死者的头颅便抛入到山崖下滚滚的江涛中。

当我看那些传单的时候，我顿时浑身发软，我想起了我在西洞庭的难友，那位被开除学藉的湖大学生周秋桂，不知他是否遇难了？我更想要是我在那个地方，能逃出那场血光之灾吗？

1968年10月一个秋雨寒冷的夜晚，复课闹革命的学生按照工宣队的要求，在各自寝室讨论批判财院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时校园的上空忽然响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庄严凝重而高亢的革命声音，校园安静了片刻，大家知道每逢这个庄严的男高音富有革命激情的声音响起的时候，北京一定有重大的政治新闻。我也很注意收听着。这时广播里正播报着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决定，以“叛徒、內奸、工贼”的罪名，将刘少奇主席“撤销其党內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 这时校园里顿时又响起了一片擂桌子的声音，伴着打倒的口号声，震彻夜空，那擂桌子的声音同口号声纠集在一起极富明快的节奏。令人啼笑皆非。

“文革”究竟要干什么？，它千里来龙，铺垫很宽，刘少奇主席铁定地要倒台，这已经是大白天下的事了。但是这其中的政治斗争逻輯並不是人人能明白。说刘是叛徒內奸工贼，过去那么多年为什么就没有察觉和调查出来？还让他担任國家主席、党的副主席这样的高位？在《毛选》附录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中央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里靣肯定了刘少奇主席作为党在白区工作的代表，及其所执行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现在开除他的党籍，也是中央全会通过的。这就令很多人不知道这两个决议孰是孰非。

后来学院的宣传栏中便贴出了中央专案组一系列关于刘少奇主席的罪证材料。一看就知道这些材料是那几个刀笔吏挖空心思罗织出来的，这是因为我联想起了加在我头上的那些不实之词的切身体会。我一直思考着，这种对不同意见人的残酷打击为什么在我们伟大的党内总能得以逞凶？而且愈演愈烈？下至我这样的学生，上至国家主席，无不受害，根子在哪里？

当时工宣队要求把毛选中原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撕下来销毁时，我只觉得这些事情十分可笑。

敢问路在何方

这时，全国开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前几年“文化革命”，中学和大专院校停止了招生，大学毕业生虽然勉强分配了，但数以千万计的中学生却沉淀在社会上，要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在城市居民中也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不在城里吃闲饭”，因此也有相当一部分有历史问题的城镇居民也要下放到农村去。在这个下放运动中，我们既然不能分配工作，出路就十分明朗了。

有一天，一位革委会政工干部找到我和任蔼堂，手上拿了省革委会教育组的一个文件，他把那个文件直接给我们看，文件上写着有关我们的处理意见，上面说，所有文革前处理的“反动学生”无论是劳动改造的，还是劳动教养的都作为知识青年随同长沙市中学生下放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长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写文件的人，把“劳动考察”说成是“劳动改造”，就没有劳动考察那样好听了。在接受贫下农再教育前面加上“长期”二个字，就是说我们今后不准再回城市，不能参加招工，只能在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里去找一碗饭吃。说实在话，人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提不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豪情，我还不能旷达到如此程度。

那是一个深冬的日子。我与任带着财院革委会开出的介绍信去了长沙市四个“面向办公室”，一个说广州普通话的女大学生接待了我们，我们经过近一年的休养，又显出了大学生的气质，使她误以为我们是下到基层去锻炼的大学毕业生，因此态度十分和蔼。

后来任微笑着把我们的情况简明讲清以后，出示了介绍信，那个年轻的女工作人员，把那张介绍信看了几遍确认没有看错时，便一下变得严厉起来。她把介绍信轻蔑地放到桌上，抬眼看了一下我们，声色俱历地说，

“那你们要到农村好好改造呢。”

她把“改造”两个字说得很重。我们知道这个女人有另外一重人格，这就是对我们这些所谓阶级敌人在“文革”极左环境下养成的仇恨和轻蔑。她们往往用这种表现来显示自已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

“是，是，我们一定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任唯唯诺诺连声称是。

任对我们分配工作还没失望。他很委婉地纠正那个可怕的“改造”，用了省革委的那个文件上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广泛用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流行话语。以示我们当下的政治身份是知青而不是去监督管制劳动。

一九六八年那个大寒的日子，我与蔼堂带着一些简单的行李物件，混在那些中学生中，坐着知青专车，下放到了靖县一个叫甘棠的公社，我们在那个地方插队落户，在那里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知青生活。

还有其余十几位从西洞庭出来的同学，除个别回了原籍外，大都下放到了湖南岳阳农村，他们不愿意回家，实在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兄弟。

算起来，我的大学一共读了八年，其中财院四年，那是学习科学知识；财院送我去西洞庭农场劳动教育培养三年，那是让我领教苦难的人生，在社会的最低层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回校参加斗批改一年，让我观悟了一场乱世中的乱象。八年的艰辛，财贸学院不但没有给我分配工作，连学历证明也没有发给。他们给我的就是当时学院革委会政工组开给我的一纸介绍信。这张介绍信由我们本人持着，要交给当地人民公社。介绍信的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1964年学院送我去劳教时的定罪材料简要介绍，真是十恶不赦，要放在文革中那就真像是1964年段科长在西洞庭农场所宣布的那样，早枪毙了。第二部分是西洞庭农场贫下中农为我们所做的鉴定，与第一部分成了鲜明对照。第三部分摘抄省革委那个文件的有关内容，指出“长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长期”二个字，让我们这些有罪之人有幸进入了知识青年大潮，这应当是很光荣的。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各地农村同志要欢迎他们去。只是长期两个字，让我们与那些中学生知青作了严格的区分，防止了鱼目混珠。尽管长期不是无期，但究竟是多久，让我觉得迷茫而遥远。

而此时，我的同班同学们已经工作了四年，他们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他们大多数都分配在北京。我们却要以带罪之身，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学校不再发给我们每月22元的生活费，从此也许不再回城，我们成了新中国有罪错的大学生知青，成了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的另类知青。永远靠工分吃饭的自食其立者。与同班同学对比起来，那种憔悴感特别浓烈。

四年前财贸学院把我们送到西洞庭农场去的时候，是一个月明星稀的秋晨。现在我们又一次告别了这个地方。两次出发我们都是一身轻装，除了一个贫民学子的冤案，一个青衿书生的失魂落魄，别无行李。但这一次我们的眼睛看到了时代和历史的深处。因为国家主席被人构罪致死，不久那个红极一时的林副统帅也摔死在蒙古溯漠，一切都走到了极端。时代的苦果快要坠落了！历史在哪里扭曲，人民就会在哪里蓄集正能量，形成一个共识，接受一种新价值，留下一个故事，激发成新的精神力量从而就会在哪里突破，发生扎扎实实的进步。我们蒙冤受罪，我们把希望寄托给未来，我们比谁都焦虑、谁都迫切地盼望着即将到来的那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