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同志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明确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必须“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由此可见，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既是党中央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大意义的深刻把握，也是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关键举措。借此机会，由我为大家作一堂党课报告，与同志们共同交流。
一、强化认识，深刻把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泛起成因
唯物史观认为，只有从事物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清晰地认识现实的因果关系。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的“四风”问题虽得到有效纠治，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积习难改，隐形变异、难以辨识，与其他一些错误思潮、政治病毒相耦合，污染从政环境、破坏党群关系、消解党的执政根基。当前从解剖历史根源、心理定势、制度弊端、价值冲突、侵蚀机制等维度，分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衍生成因，既有利于揭露其“真面目”，让其无处遁形，又有利于准确把握其蔓延途径，找出“真病根”，从根源上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一）历史根源：特权思想、特权观念尚未根除。特权本身就是对社会公平的一种践踏，具有排他性、掠夺性、腐朽性和非正义性。针对特权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它“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大多数人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由此，为了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必须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其一，特权思想、特权观念在党内仍然具有生存土壤和发展空间；其二，党内的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还比较严重，俨然成为制约进一步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桎梏。值得注意的是，特权思想、特权观念作为旧社会的固有产物，在已经消除其产生根源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为何在新时代仍然能够存续？究其根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成因。其一，特权思想、特权观念作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在“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因而“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其二，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制约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平衡”“不充分”必然导致特权的存在。其三，政治权力的异化。在政治场域中，“封建等级特权”与“资本特权”相媾和而产生的新的“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对内以人民授予的权力为己谋利，在政治资源的分配中重亲厚友，利用职权为子女升学、就业走后门、拉关系，默许家属利用自己的职务违规经营；对外结成利益集团，共同维护小集体利益，奉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小团队原则，共同对外，最终导致触目惊心的塌方式腐败。
（二）心理定势：“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社会心理仍然存在。社会心理是指在一段特定时期弥漫在社会及其群体中的整个社会心理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共识和价值取向的总和。人们的社会心理状况最终取决于社会生活实际，直接形成于种种现实生活迹象对人们的刺激和人们的理解与感受，社会心理促成一定的社会风气。“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政治亚文化作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对人们社会生活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即使在当下仍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民群众作为权力的主体对自己的权力授予者——领导干部“总是过分客气”的态度。早在1891年2月，恩格斯在写给考茨基的信中就强调，要防止人民赋予的权力被滥用，就要从思想上彻底改变人民对于“自己的仆人”——党内官吏的态度，鼓励人民用严厉的批评代之以“百依百顺地服从”。任何事物都需要互相配合才能产生影响，人民群众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受害者不容置疑，但在某种程度上人民群众主体意识的缺乏、对待领导干部“总是过分客气”，在一定程度上对“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社会不良风气的形成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社会心理影响下，有的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严重，高高在上，对群众态度恶劣、颐指气使，俨然从“人民的勤务员”“社会公仆”异化为“官老爷”“人民主人”。故而，要想彻底铲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必须要在实践领域中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平等意识、维权意识，使他们真正“意识到别人是同自己平等的人”，进而把领导干部当作同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
（三）制度弊端：制度缺位、制度调适滞后、制度执行乏力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党的制度建设作为党的肌体的保护屏障，其健全程度、执行力、效力发挥直接关系党的肌体的健康状况。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作用，制度好可以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无处遁形，制度不好却使能做事、想做事的党员、干部因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负面影响而难以做成事。对此，邓小平指出，诚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这句话直接揭示了构建高质量的保护屏障对官僚主义的纠治具有根本性作用。制度建构逻辑的过程性、阶段性、时代性特征表征“制度总是处在形成、协调和衰败的过程中”，加之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有一个从初步认识—逐步了解—全面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制度缺位、制度不在场、制度调适滞后是在所难免的，如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纠治问题，还未从整体性维度上在制度方面采取科学措施。此外，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尽管目前在党内围绕如何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2018年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但是这些通知或意见是否能够完全深入全体党员、干部的内心，是否能够得到严格执行还值得深思。以上这些，皆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衍生和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
（四）价值冲突：利己主义、功利主义问题突出。“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句话内在地蕴含双重规定：其一，党员、干部作为社会人，可以有个人利益，但它是有限度的，必须限定在“法律和政策范围之内”；其二，党员、干部作为政治人，作为先锋队一员，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且当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要服从群众利益，这是党员特殊政治身份的内在要求。利己主义、功利主义是滋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温床，它们相耦合，驱使党员、干部背离入党誓词，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透过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征可以看到，无论是政绩观的错位还是权力观的扭曲，究其根源皆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在作祟。针对利己主义、功利主义，邓小平曾指出：“对于个人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它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引导个人主义发展，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时下在党内，仍然存有党员、干部面对事情，不是先为集体打算而是先为自己打算，分析这件事对自己是否有利，如果有利则做，否则置若罔闻，俨然成了一名“精算师”；有的党员、干部为了给自己出名升迁铺路，不惜用假的政绩取得上级的欢心和信任，换取名利，这种行为在乡村振兴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还有的党员、干部奉行“厚黑学”“潜规则”等所谓的“官场处世哲学”，把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变为替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进行利益输送，导致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败。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根本症结在于党员、干部尚未塑成良好的政治素养，被利己主义、功利主义所瓦解、腐蚀。而这无疑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生成创造了条件。
（五）侵蚀机制：党内存在的顽瘴痼疾尚未祛除。坚持作风从严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问题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党风政风有所好转，政治生态明显改善，作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效。但是从微观和局部维度看，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某些领导干部身上还存在不良作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24。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究其根源是党内存在的顽瘴痼疾尚未祛除，这些顽瘴痼疾具有极强的耦合性、传染性、破坏性，会发生连锁反应、联动效应，不仅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衍生、蔓延、传播、变异提供载体和生存空间，也是其生成的本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四风’问题只是表象，根上是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现在基层出现的种种问题，实际上都是作风不纯、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等顽瘴痼疾在基层的影射和表征。所以只要这些隐藏在党的肌体上的顽瘴痼疾没有得到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将难以彻底根除，且一有机会就会卷土重来，“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
二、正视问题，充分认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现实危害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现实危害性极大，不能任由其蔓延和发展，否则必将会产生极为严重的恶果。
（一）弱化党的政治威信，导致对党忠诚虚化。政治威信是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在人民群众中形成的信从的力量和威望。党的政治威信越高，则党的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战斗力就会越强；反之，则如一盘散沙。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表面一套，背地一套”的做派严重破坏党的政治威信，若不下大力气从严整治，必然会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形象，导致对党忠诚虚化。其一，引发“逆距离悖论”。“逆距离悖论”原是行政学和管理学中的术语，把它运用到这里指的是人民群众对近距离的党员及领导干部信任度低，而对远距离的党中央信任度极高。这种“逆距离悖论”隐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如果“逆距离悖论”长期存在，并愈演愈烈，党中央的权威、公信力就会随着时间推移渐趋渐弱。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害性恰恰就在于以其“假大空虚”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形走样，就是人民群众通常所说的“政策是好的，就是执行变了味”。针对此，毛泽东曾指出：“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党的政策部署、方针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必然割裂党群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威信、权威受损就会成为一种必然。其二，对党忠诚异化为对领导个人尽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领导干部就会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就会被架空。那么基于个人利益考虑，趋炎附势、营私牟利之风便会悄然形成，上下级之间就会形成一种台面下的基于利益的互动，久而久之，便会形成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的小圈子，使人不自觉地把对党忠诚转移到对领导者个人的攀附上来。由此可见，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蔓延的过程就是党员、干部“钙”质流失、丢“魂”的过程，它既从根本上动摇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政治信仰，又为“伪忠诚”“两面人”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二）破坏党内政治生态，污染从政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孕育良好的从政环境。“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培育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及兴党强党的内在要求。政治生态一旦受到破坏，必然对从政环境带来极大危害，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但仍然有极个别地方、领域、部门从政环境恶劣，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俨然成为破坏这些地区、部门政治生态的元凶。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侵蚀下，必然产生如下三种严重后果。其一，政治亚文化蔓延，主流政治文化式微。当前充斥在党内的“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官本位文化”，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码头文化”，“金钱至上、权力至上、享乐至上”的“奢靡文化”“庸俗文化”，是与政治主流文化相悖的一种政治亚文化，严重背离共产党人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的价值观念，其在党内传播、蔓延进而毒害党员、干部，导致金钱政治、腐败政治，污染从政环境。其二，党内政治生活“随意化、平淡化、庸俗化、娱乐化”倾向突出，“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弱化问题严重。如有的单位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只是走个过场，签个到、拍个照、做个记录就算完事，典型的“痕迹主义”，久而久之，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荡然无存；有的党组织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以“相互夸奖、吹捧”代替“自我批评、相互批评”，一团和气、评功摆好、明哲保身，俨然把党内政治生活变成了互相吹捧的“大会场”，丧失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净化器”作用。其三，肆意违法乱纪，政治言行失当。腐败是政治之“癌”，既违反了党纪国法也是不良政治生态产生的根源。语言腐败作为当前最具代表性的腐败之一，“以羞答答的姿态为公共权力中的不规范行径辩护，用拐弯抹角的方法表达自己对非正当利益的追逐”，其典型特征就是“官员语言行为的‘假大空’，在工作中说假话、报假情，对自己自吹自擂，对别人阿谀奉承；对问题视而不见，对成绩夸大溢美”，在潜移默化中污染了党内关系，导致党内关系非正常化、庸俗化。
（三）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党执政的基础，党自执政以来，始终坚持人民性的执政理念，围绕“我是谁、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开展工作。而隐藏在党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者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啃食群众的获得感，令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如果不下大力气进行彻底纠治，久而久之，必将破坏党的执政安全进而动摇执政根基。其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者不知道“我是谁”。人民将权力授予领导干部，希望他们能够切实用好权，为人民谋福利。但部分领导干部俨然丧失党性，不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不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而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把自己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在群众面前以“官老爷”自居，对人民颐指气使，严重破坏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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