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问我：如何阅读哲学经典著作？这个问题背后隐含的预设是，人是在读书中形成自己的思想的，如果一开始就读好书，那么，我们就能形成好的思想。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预设，至少和我自己的读书经验不吻合。
读书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读娱乐性书籍和读思想性著作是不同的。比如，人在读小说时内心会被唤起某种情景，并在这种情景中产生一种情感。在这种情感的主导下，读者开始津津有味地进入小说的叙事。情感是娱乐性书籍的灵魂。一本小说，其中的情感一旦被读者分享，读者就拥有了动力继续阅读；如果情感未被唤起，其中的文字对读者来说就是干巴巴的。
然而，对于思想性著作，特别是历史上的一些经典名著，它们是要传递思想的。人们在阅读时如果感受不到其中的思想力量，那么，那些文字就是孤零零没有意义的符号，读着读着就昏昏然而入睡了。思想性著作的灵魂是思想。和情感作为娱乐性著作的阅读动力相似，思想在思想性著作中是一种活力。文本是有思想的。文本的思想必须被激活。这才是阅读的关键。
1985年，我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班。大约是1987年春季，我的导师李真教授开设了一门柏拉图思想的本科高年级课程。我作为研究生身份旁听了这门课。
我记得当时班上有一位学生号称已经通读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对柏拉图的辩证法有独到的体会。相比之后，我当时大概也就不过读了十来部柏拉图的著作。因此，这位学生顿时让我刮目相看。我当时阅读较为深入的柏拉图著作有《申辩篇》、《会饮篇》、《米诺篇》、《国家篇》、《巴门尼德篇》、《泰阿泰德篇》、和《智者篇》等，并正在阅读《蒂迈欧篇》，离30几本的柏拉图全集相去甚远。于是，我就有了冲动想和他讨论柏拉图的思想。当时学界对《国家篇》和《巴门尼德篇》的理型概念和回忆说讨论较多，而我的大学学士论文是关于《智者篇》的理型论，因此，我便把其中关于辩证法的讨论拿出来和他讨论。结果是挺令我失望的：这位学生对我的问题是一问三不知；而他自己的理解几乎就是当时教科书上的流行说法。
这件事对我触动颇深。我想，这位学生读遍了柏拉图的著作，也许确实拥有一些关于柏拉图著作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似乎和他的思想无关，更奢谈与他的生存之关联了。这类知识随着时间流逝而在人的记忆中渐渐淡忘，它们和我们的生存也就慢慢变得毫无关系了。实际上，我们在学生时代学了很多知识，它们也许在记忆中留下一些痕迹，但是，它们没有进入我们的思想，在岁月流逝中与我们的生存无关。到了年老的时候，这样的读书人和那些不读书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这事促使我开始检讨自己的读书方式。1973年，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我高中毕业后便和一群同学进入一个林场，成为“林业工人”，在荒坡上种树，在山沟里与山水为伴好几年。几十个人住在一个用土堆起来的大房子里。原来的同学现在成了工友。不过，为了显示我们是“知识青年”，我们几乎是把能够找到的书都拿来认真阅读，印象较深的是，《唐诗三百首》，《中国小说史略》（鲁迅），《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等在我们中间相当流行，还有就是当时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些单行译本。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仍在进行，所以我们也读一些孔子和孟子的语录什么的。既然孔孟之道要批判，那么，所有的书本都必须批判，包括马列著作。不知不觉，这种批判性的读书方式成了我的习惯。
1978年恢复高考，我有幸进入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成为本科生。最后一年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选择了李佩玖教授做我的指导老师，题目是关于柏拉图的《智者篇》。李老师告诉我，思想性的经典著作要精读，要像攻打碉堡那样把它攻下来。于是，我几乎是带着挑剔的态度一字一句地解读《智者篇》，对于其中的主要论证和关键概念都进行细致考察和分析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写出我的毕业论文：“柏拉图《智者篇》研究初步”。这篇毕业论文受到李老师的高度评价，修改后发表在当时国内的西方哲学研究界最高级杂志《外国哲学》（第5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上。这种批判性的精读经典著作的读书方法，在我此后的阅读、研究和教学上都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力。
南宋学者陆象山说过：“六经注我，我何注六经？”对于陆象山来说，在他的理解结构中把握的六经意义，就是六经的“本义”；反过来说，六经的本义就是他陆象山所理解的那样。于是，思想史上就陆陆续续出现一些学者，出于他们对经典著作的敬重，他们把自己关于经典著作的理解当作“文本本义”，并据此以为道统，批评并拒绝任何其他不同的理解。就思想史而言，这种读书方式虽然造就了很多优秀学者，但是，他们把自己的思想等同于正确的经典注解，拒绝其他不同的理解，从而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经典著作的理解和解释。可以说，这种读书方式直接阻碍了中国思想史的发展。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 这里的“学”主要是指读书。就一般的理解而言，人们认为，孔子要求学生把“学”与“思”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把学到的东西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的思路。这种说法就总体而言并没有错。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种说法容易把人引向在读书中思想（读书在先、思想在后）思路，从而把自己局限在经典注解的读书方式中。孔子用“罔”字来指出学思分裂的状态。“罔”的意思是跟着别人的思路跑，缺乏自己的独立性理解。
孔子自己十分重视经典，但并不认为读书仅仅是经典注解。实际上，那些在读书时只求理解书本思路的人都是书呆子（处于罔的状态）。他们只会人云亦云，缺乏独立思维能力，因而实际上不是自己在思想，而是跟随别人的观念，鹦鹉学舌。没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人都在“罔”中；他们被书本（或其他人）中的观念控制了。孔子所倡导的不是这种在读书中思想的读书方式。
读者如何能够做到学思统一而不罔呢？我认为，孔子谈论的学思统一之读书方式是“在思想中读书”。读者是在某种思想结构中读书的。我们知道，思想结构包含了对概念的界定，对命题的设定，和对命题关系的一贯性处理等。因此，读者读书时已经拥有了在自己的思想结构来界定和理解的概念和命题。而且，读者是活生生的人，因而在读书时总是带着某种生存关注。也就是说，一旦进入某个文本进行阅读，读者就在自己的生存关注中使用现有的概念界定去理解文本中的命题，形成了对文本的初始理解。对于一位在思想中阅读的读者来说，这个初始理解在接下来的阅读过程中是主导原则。它期望着文本的展开符合自己所设定的方向。
不过，随着阅读深入文本，读者会发现，自己的初始理解和文本的展开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性引发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阅读张力。读者在遇到这个张力时不要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初始理解；不然，他在阅读中就会陷入迷惘状态。实际上，这个张力恰好是在思想中阅读所需要的。在张力中，读者要求文本按自己的初始理解所规定的方向展开，但文本的内在力量将对抗读者的初始理解，迫使读者修改初始理解而不断地形成新理解，一直到阅读的结束。最后，当读者完成阅读之后，他的理解就和文本融为一体了。不过，对于经典著作，一次性阅读所获得的理解还会面对大量其他读者的理解，因而在和其他理解的对话中还会不断修改。不管怎样，初始理解的主导性不可放弃。这就是在思想中读书这种读书方式的关键所在。
我觉得，读书是必须的，但读什么书并非关键所在，重要的是读书的方法。无论什么书，只要它的文字通顺、逻辑严密，我们都能在阅读中开卷有益。读书是训练思维的过程。当然，历史上留下的经典著作，被人在阅读中反复挑剔、批判，同时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它们应该首选为我们的阅读书目。然而，如果不在思想中读书，这些经典著作就永远是外在的，与自己的思想无关，也与自己的生存无关。
原文发表在《南方周末》2019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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