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海南大学一位博士毕业，拒绝戴“博士帽”和掀穗子，而是自己准备了一身汉服。内行人看得出来，他准备的这身行头还真“不简单”，是明代金榜题名后的穿戴的“进士服”。据说在江苏师范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千名学生舍弃洋服，身着汉服，气势威武端庄，而校长文言文致辞更是走红网络。
其实，作为毕业生个人，穿戴什么都是其个人的自由，只要典礼的主办方同意即可。而如果所有毕业生都着汉服，校长致辞还之乎者也地以文言文秀一下，也就算了。但如果美其名曰为弘扬传统文化，那就更有些作秀的意味了。而作为一所大学，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所谓的弘扬之举，实在是不敢恭维。我以为，这不仅起不到弘扬之意，更向世人传递出了其文化浅薄的信息。
传统文化这个话题，最近很热。但到底什么是传统文化，我们其实都不甚了了。当然，古诗文肯定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中央电视台所创意的“经典咏流传”节目，当属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范例。不过，文化绝不仅仅限于文学之类，而且文学只是显学而已，是一种文化载体，其承载的内涵才是文化的真谛。所以，不能过于浅显地理解文化。
文化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如果从传统文化这样的角度去考虑，可以不必像教授们那样咬文嚼字。我理解，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科学宗教、制度规则、风俗习惯等等，这些都属于文化的范畴。所谓传统文化，也就是指中国几千年发展所形成、积累和传承下来的上述一切内容。
中国的这些传统，如果要精炼概括的话，我选择用孔子的一句话。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朱熹认为，"仁"就是人内心的完美道德境界，其实也无非天理，所以能战胜自己的私欲而复归于天理，自然就达到了仁的境界。所以，天下当以礼为先。或者换句话说，礼是社会的规则，仁是社会的核心。差不多可以说，礼是形式，仁是内容。孔子一生为这句话在奔走和努力，这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这是他的信仰。
但是，形式和内容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会逐步异化的。有的时候重形式，有的时候重内容。重形式的时候，可能会发展到内容不重要了，形式就是内容；重内容的时候，可能会发展到形式不重要了，结果是旧的形式破了，新的形式又来了。这两个极端其结果是一样的，都是在亵渎传统文化，在打传统文化这张牌去谋取别的什么目的。
中国古代特别是周朝以来很讲究礼，那个时候的社会运行是由“礼”来约束的，所有的规矩都可以归为“礼”的范畴。人的社会地位和衣食住行都有规则，不可逾越。至孔子时代，周天子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权威了，很多形式都不被重视了，僭越的事情越来越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因此他一生讲学授徒，都是为了“克己复礼”，即恢复周朝几百年的制度和规则。
尽管孔子认为已经“礼崩乐坏”，但实际上周王朝所实行的封建制度改头换面，延续了2000年。而封建礼教所崇尚的思想观念和习俗规矩，经过不断整合，也延续了下来。要特别说明的是，文化的传承有的时候不是个人的选择，是社会环境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不是像西医手术那样可以精准切除，而是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举个例子，例如妇女缠足，这是自五四运动之后便被新文化运动务必处之而后快的。但是其实缠足只是一种外在形式，当然是最无人性的一种，核心是对妇女缺少的平等思想，即便不缠足了，对女性的不平等思想依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最严重的一次碰撞。“打到孔家店”，以及“德先生和赛先生”等口号，是对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所形成的以儒家学说为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最大的冲击。但实际上，这个运动并没有真正打到所谓的儒学，即便是对后来人们认为是是消极的、毒害人们心灵、禁锢人们思想的那一部分内容，也并没有完全清算掉。即使有个别人情绪有点过激、思想有点偏颇，也在当时及以后的思潮变动中未成什么气候。
这并不是五四运动的缺陷，而是文化发展规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正如上述对文化的定义所揭示的，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其核心是理念思想，文学艺术、规则习俗等等，都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运动对清除形式往往具有荡涤的效应，但是对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层面之精髓，则作用并不是很明显。通常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可能起到明显的作用。
只要不是对文化有意的颠覆和摧残，文化的传承便是一个赓续不断的过程。每一代人都会根据时代的特点消磨掉过去的一些文化内容，但又会附加上一些新的内容。完全抛弃和颠覆的情况，若不是有意为之，一般不会发生。例如，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都是对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一种冲击，当时的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就发起了对传统文化糟粕的抨击和清算。其猛烈程度人所共知。但此后的民国，依然保留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算最为彻底的，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不是靠文化的较量，而是靠高压的政治运动。应该说，传统文化外在形式的东西几乎都被摧毁了。例如对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的胡适，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受到了无情的批判和清算。胡的留在大陆的学生、朋友、故旧甚至儿子都以与胡努力切割的态度，开展了口诛笔伐，据说仅当时出版的有关批判文集就不下300万字。连毛主席都说过，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命题非常大，而不随波逐流，老老实实的学习精神实质是最基本的要义。尽管本文开头的那些举措也可以算得上是为弘扬传统文化做了一点贡献，但实际上只是一种东施效颦的方式。今天我们更应该特别理解文化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要传承的是文化的精髓，而不单单是形式。正如我们看到的那些大学生身着汉服听他们的校长之乎者也一番，这其实都是形式。之乎者也所传递的信息，可能用白话文来说，更加清晰准确，也便于记忆理解，而很多年轻人压根没有理解之乎者也的含义，只是为之一乐。一个大学，把精力放在这上面，其文化底蕴着实值得质疑。
1931年12月3日，清华大学迎来了她的第10任校长，这位校长在就职典礼上，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他就是后来执掌清华17年，被誉为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的梅贻琦。他手中掌管巨额的庚子赔款基金，去世后人们打开他一直放在病床边的一个箱子，里边是清清楚楚的庚子赔款基金用来办清华大学的账目，数目巨大，支出繁复，笔笔明晰。而他作为一代儒林盟主，两袖清风，生活拮据。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是中国传统的士子文化的体现，虽没有什么之乎者也，却让后人敬仰。难道我们的大学作为一个文化机构，不应该这样去理解传统文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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